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華全國文藝任務者代表年夜會在北平舉辦，來自公民黨統治區與束縛區的持久被朋分開的兩支文藝雄師成功會師了。朱德代表黨中心致詞，周恩來在年夜會上做了政治陳述，毛澤東也親臨會場向與會者請安：“你們都是國民所需求的人，你們是國民的文學家、國民的藝術家，或許是國民的文學藝術任務的組織者。你們對于反動有利益，對于國民有利益。由於國民需求你們，我們就有來由接待你們。再講一聲，我們接待你們。”（1）在此次會議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斷定為新中國文藝的標的目的。周揚在年夜會陳述《新的國民的文藝》中斬釘截鐵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則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標的目的，束縛區文藝任務者自發地果斷地實行了這個標的目的，并以本身的所有的經歷證實了這個標的目的是完整對的，堅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標的目的了，假如有，那就是過錯的標的目的。”（2）
中華全國文藝任務者代表年夜會的精力在詩歌界很快就獲得了呼應。1950年1月，有兩家詩歌刊物，一家在北京，一家在上海，一北一南，同時創刊。
一
在北京創刊的是《民眾詩歌》，其前身是1948年8月由北京年夜學先生趙立生倡議開辦的《詩軍號》。趙立生曾自述：“出書經費所有的由我擔任。由於家父在結合國任務，每月寄我15美元，我把它積壓上去。那時北年夜四院有兩個先生食堂，一個是小食堂，吃得較好，進伙者多為華裔和經濟上餘裕的同窗，一個是年夜食堂，俗稱窩窩頭膳團，以吃窩窩頭為主，是普通同窗的食堂。為了張羅經費，我一向在年夜食堂就餐。……為了保持出書，我在后來住的北河沿北京年夜學三院宿舍轉達室變賣了本身的呢年夜衣，固然時價寒冬。總之，為了《詩軍號》的出書，也算既‘節衣’，又‘縮食’了吧！”（3）在趙立生執筆的發刊詞《前奏》中，有如許的話：“讓我們在號音里，循著國民的途徑進軍。讓我們在號音里，瞄準我們配合的目的射擊。”（4）據趙立生回想，這一刊物在北溫和平束縛前出書了4期，其作者以北京年夜學、北京師范年夜學的先生為主體，馮至、李瑛、青勃等曾為刊物撰稿。重要內在的事務為反應提高的先生活動，或揭穿公民黨的殘暴危害，或歌唱先生活動的勇敢斗爭，或分析本身思惟中陳腐的因襲累贅，或慶祝本身的新的覺悟，或記載本身保持走向反動的萍蹤。1948年11月，在出完《詩軍號》第4期后，趙立生等《詩軍號》成員，接踵奔赴冀中束縛區餐與加入反動，《詩軍號》臨時復刊。1949年1月，北溫和平束縛。從束縛區回來的《詩軍號》成員當即準備停刊，于3月15日即出書了第5期，重要內在的事務為歡慶束縛和歡迎餐與加入南下任務團的同窗們。按照那時北平市軍事管束委員會的規則，趙立生為《詩軍號》請求掛號，順遂核準為“掛號新字第九號”，《詩軍號》成為第一個經軍管會批準出書的詩刊。北溫和平束縛后，有名詩人云集于此，趙立生約請蘇金傘主編《詩軍號》，蘇金傘又邀沙鷗同編，出書了第6期、第7期。此后蘇金傘調往河南任務，由田間主編了第8期。如許《詩軍號》在共和國成立后又出書了4期，頒發了艾青、田間、臧克家、戴看舒、王亞平、沙鷗、袁水拍、蘇金傘、呂劍、嚴辰、徐放、青勃、蘆甸、亦門等詩人的作品。“在束縛后出書的這四期中，可以顯明看出那時一些詩人在創作中的迷惑。蘇金傘在《詩軍號》第六期《編后》的一開首就說：‘不少的詩歌任務者今朝正覺得苦楚。緣由是：一方面想面向寬大工農兵，但對于工農兵的生涯、思惟、情感又領會不深；一方面臨于本身的說話、情勢等，早就產生了猜忌，于是，形成了以後一部門詩人的緘默。這種苦楚我們也正在身受。’”（5）1949年11月，《詩軍號》第8期出書后，有些詩人以為《詩軍號》這個刊名不敷民眾化，不易為工農兵所懂得，于12月對刊物停止改組，成立《民眾詩歌》社，由艾青、田間、臧克家、王亞平、沙鷗、晏明、馬丁、趙立生等人構成編委會，王亞溫和沙鷗任主編。1950年1月1日，《民眾詩歌》創刊號出生，由民眾書店出書刊行。“郭沫若極為高興，提筆揮毫，為詩刊題寫了刊名。《民眾詩歌》公然與眾不同，創刊號首印8000冊，一搶而空，不得不在一周后重版。創刊號第一頁是毛澤東的手筆‘詩言志’三個字，這是1945年為徐遲題寫的，系頭一次公然頒發。”（6）《民眾詩歌》出書后，即以民眾詩歌社、詩軍號社“同啟”的名義登載了一則《啟事》：“前在北京出刊的‘詩軍號’已合并于‘民眾詩歌’，關于‘詩軍號’的一切信件及投稿，請直接寄‘民眾詩歌’即可。”（7）這則《啟事》，清楚地表白了《詩軍號》與《民眾詩歌》的內涵承續關系。
《民眾詩歌》的創刊號，沒有“發刊詞”，而是用《民眾詩歌創刊了》這篇文章說明本身的辦刊主旨。文中光鮮表達了刊物的政治偏向：“要果斷地站在新情勢、新義務底下，用詩歌的情勢為寬大的國民辦事。中國既然在宏大的變更傍邊，也就不竭發生著一些典範事例與高尚的品德；……這一切恰是詩人應當熱忱歌唱的！同時，那些逝世灰一樣的革命殘余、間諜和一切的國際外爪牙們，也就不克不及不作最后的掙扎，詭計損壞國民的束縛工作、國民的成功結果，中國的詩人，正好用激烈的階層認識，鋒利的目光，銳敏的情感，來裸露、譏諷、衝擊這些革命殘余的丑態、詭計，并指出他們必定消亡的命運。在這般的新情勢、新義務請求下，……這就必定規則了詩人不答應再躲在自我小圈子里，要面向國民民眾、走進國民民眾中心，和他們一同呼吸、一同感觸感染、一同生涯、一同進步、一同進步。”與此同時，文章還提出了在新的情勢下，對詩歌情勢的請求：“必需使你所用的說話，表示的情勢做到淺顯易懂……是以，創作為國民民眾愛好的詩歌作品，就成了以後中國詩人們底嚴厲而神圣的義務。我們了解寫一首被群眾愛好的淺顯詩歌，或許說是民眾化詩歌，是極端不不難辦的工作。詩人們多半是常識分子出生，對工農兵民眾的生涯、思惟、感情、說話，理解未幾，體驗不敷，這里就必需深刻詳細地熟悉他們，清楚他們，向他們進修，理解他們如何用適當的有光榮的說話表達思惟、感情，進一個步驟往提煉一番、加工一番，才幹夠發明出新情勢、新作風。這恰是本刊和寬大詩歌寫作者、喜好者配合盡力的一個目的。”（8）
創刊號還特地在凸起地位上頒發了郭沫若的《關于詩歌的一些看法》：“詩歌應當是鋒利而有用的戰斗兵器，對友軍是軍號，對仇敵則是炸彈。是以，寫詩歌的人，起首便得請求他有嚴重的階層認識，反動認識，為國民辦事的認識，為政治辦事的認識。有了這些認識才幹有誠摯的戰斗情感，茲而為詩歌也才幹施展兵器的後果而成實際主義的作品。”（9）郭沫若還在文中談了詩歌的情勢題目：“情勢可以有絕教學場地對的不受拘束，歌謠體，不受拘束體，甚至舊詩體都可以寫詩，總要認識對的，國民民眾能懂。但如所謂商籟體，豆腐干式的方塊體，不遵照中國的說話習氣分行分節，則最基礎是離開民眾的工具，是應當摒棄的。”（10）郭沫若五四時代給宗白華信中有過如許的話：“我想我們的詩只需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之純摯的表示，性命源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之顫抖，靈的喊叫，那即是真詩，好詩，即是我們人類歡喜的源泉，沉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堂。”“別人已成的情勢是不成因襲的工具。別人已成的情勢只是本身的枷鎖。情勢方面我主意盡真個不受拘束，盡真個自立。”（11）對比之后便不難發明，在新的情勢下，郭沫若對詩的內在的事務與情勢的見解已產生了最基礎的轉變。
創刊號上頒發的《民眾詩歌創刊了》和郭沫若的《關于詩歌的一些看法》年夜致歸納綜合了《民眾詩歌》的領導思惟與編纂方針，那就是保持為實際的政治辦事，為工農兵辦事，用工農兵所愛好的、能接收的情勢往寫詩。
在現實的編纂任務中，應該說《民眾詩歌》是努力按他們所說的往做了，如頒發了歌唱魁首毛澤東、斯年夜林的詩篇，諸如《毛主席在蘇聯過新年》（徐遲）、《毛澤東的說話》（端木蕻良）、《毛主席，俺聽了你的話》（鐘鈴）、《斯年夜林同道，你馬列的光彩》（林庚）、《斯年夜林唱傳》（沙鷗）。在為實際的政治辦事方面，頒發了歌唱中蘇友愛的作品：《中蘇友愛萬歲》（侯唯動）、《中蘇友愛聯盟萬歲》（沙鷗）。聯合政治情勢，設置了“捍衛戰爭特輯”“慶賀中華國民共和國國慶特輯”“否決美帝侵犯臺灣朝鮮特輯”“抗美援朝特輯”等。在內在的事務方面，則大批頒發了反應工農兵生涯的作品，如《李年夜娘分成功果》（嚴辰）、《繳公糧》（柳倩）、《小鐵匠》（丁力）、《煤鎬尖上論英雄》（苗培時）等。為了培植工農兵作者，還開辟了“工人詩選”“兵士詩選”等。在情勢方面，則頒發了不少歌謠、唱詞、歌曲等。
《民眾詩歌》器重詩歌實際扶植，頒發了不少詩歌實際與批駁文章，如《詩的平易近族的情勢》（俞平伯）、《關于詩的一封信》（艾青）、《評〈時光開端了〉》（黃藥眠）、《平易近謠的實際主義》（鐘敬文）、《談詩與音樂的聯合題目》（放平）等。
別的，《民眾詩歌》還辟有“詩訊”欄目，報道了1950年的詩人靜態和詩歌運動，好比：“北京市文聯于8月19日舉辦詩歌朗讀音樂吹奏晚會，到會文藝任務者120余人，由市文聯主席老舍，秘書長王亞等分別致詞。詩歌朗讀節目有：嚴辰的《我們是光彩的中華國民共和國的主人》，呂劍的《好漢碑》，王亞平的《芳華的中國》，田間的《戎冠秀》，晏明的《獻給金日成將軍》，袁水拍譯智利詩人聶魯達的《讓那砍木者醒來》（朗讀前由袁水拍陳述聶魯達生平），沙鷗的《紅茶花》，艾青的《獻給斯年夜林》，胡風的《歡喜頌》；由蘇平易近、方琯德、楊沙林、藍天野、田沖、徐遲、狄辛、趙蘊如、耿震等人朗讀。”（12）像如許的短訊，真正的地記錄了昔時詩人和朗讀家的運動，對于清楚阿誰時期的詩歌運動和詩歌傳佈具有很年夜的價值。
二
1949年5月，上海束縛。“詩人們迎來了新的社會，投進新的生涯，大師急切盼望轉變曩昔‘一盤散沙’的狀態，連合在一個同一的組織內，構成協力，施展詩歌更年夜的感化，以有用地推進詩歌的成長，如許，7月份組建了‘上海詩歌任務者協會’（簡稱‘詩協’）準備會，并展開有關任務。后因全國文聯請求各地成立文學任務者協會（簡稱‘文協’）。而‘詩協’與‘文協’似乎成了兩個并列的協會，不甚妥善。于是，‘詩協’于11月經全部會員批准，改名為‘上海詩歌任務者聯誼會’準備會，又顛末近半年的籌建，聚會場地于1950年4月16日，在虹口區一所小學教室，召開‘詩聯’正式成立年夜會。到會會員80余人，選出勞辛、柳倩、吳越、沙金、吳視、張白山、任鈞、屠岸、紫墟、陳伯吹、牧野等11報酬常務委員，并推薦勞辛任主席，柳倩任副主席。”（13）
1950年1月15日，《國民詩歌》于上海出生，這是“上海詩歌任務者聯誼會”準備階段所做的一件年夜事。據韋泱先容，詩刊沒有專職編纂，吳越、屠岸、沙金等都是業余為詩刊編稿，一錢不受。該刊頒發的詩文，由出書方給付稿費。《國民詩歌》為月刊，以半年6期為1卷，共出2卷12期。1950年第1期至第6期為第1卷，由上海詩歌任務者聯誼會主編，中華書局印行。此后，在刊物刊行上，“詩聯”與中華書局未告竣分歧，招致此后刊物暫停了8個月。1951年3月1日，《國民詩歌》停刊，為第2卷第1期，刊物上標明為“上海詩歌任務者聯誼會、南京詩歌任務者聯誼匯合編，華東國民出書社出書”。1951年8月1日，《國民詩歌》出書第2卷第6期，這便是終刊號。（14）
《國民詩歌》的“創刊特年夜號”上沒有“發刊詞”，可是登載了一份“稿約”，明白表達了辦刊標的目的：“凡為國民辦事，啟示國民的政治覺醒，激勵國民的休息熱忱的創作，并一切有關古詩實際扶植的實際、批駁、先容及各地詩歌活動報道的投稿均受接待。尤其盼望直接餐與加入休息的或戰斗的同道積極投稿。”
“創刊特年夜號”在“實際與先容”欄中，在頭條地位頒發了勞辛的詩論《寫什么與如何寫》，可視為編纂部同仁詩歌不雅念的實際表述：“這是詩的時期。一切進軍的號令，休息的熱情，和地盤改造活動，這些斗爭性的社會運動，都充足表示著詩底內在的事務和詩底韻律的震撼。由于寬大的休息群眾釀成了汗青家教命運的主人，開闢了詩人筆觸的範疇。曩昔只抒寫小我身邊瑣事或離合悲歡的工具；明天該要歌頌群眾的意志，感情與舉動了。”“一個新實際主義的詩作家，他必需是一個唯物論者，是一個馬恩列斯毛的先生；同時是一個勇敢反動斗士。他必需在反動的斗爭中，沒進于群眾的大水里，熟習他的感情和思惟，以迷信的看法來收拾比擬和剖析，然后詳細地表示出來。”“寫什么是詩作者的宇宙不雅和人生不雅的題目，是創作的思惟題目。它決議我們如何寫的一切方式。如何寫是表示的伎倆，寫作的技能；當然也是思惟的題目。就是我們所說的創作的方式。……我們曾接收過西洋詩的一切門戶，像天然主義，浪漫主義，與象征主義等等。此刻我們的古詩歌是屬于新平易近主主義的藝術，是屬于新實際主義范疇的。我們的古詩要具有整潔，明白與樸實的原因。要忠誠地反應與描述實際；但切忌流進天然主義的圈套。要思惟開闊爽朗與深入，戰勝情勢主義的概念化的偏向。要掌握對的的主題，借著公道的想象來塑造抽像，表現詩的抽像思惟性，以一種信心和哲學來教導群眾。這是積極的浪漫主義與實際主義聯合的創作方式。”（15）勞辛的這會議室出租些闡述，相當周全地闡釋了毛澤東詩學思惟的重要不雅念。尤其是這里提出的“積極的浪漫主義與實際主義聯合的創作方式”，可視為1958年才正式提出的“反動現實際主義與反動浪漫主義相聯合”創作方式的起源。
《國民詩歌》所頒發的詩歌的思惟內在的事務，與北京的《民眾詩歌》有良多的類似之處，年夜多是緊跟政治情勢，年夜致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歌唱魁首，歌唱中蘇友愛，如《同道，請你告知毛主席》（劉嵐山）、《他向著毛主席不眨眼睛》（丁力）、《“毛主席，毛主席”外一章》（謝霞）、《獻給列寧》（史衛斯）、《祝斯年夜林長命》（蘇金傘）、《斯年夜林》（張白）、《“中蘇友愛聯盟合作公約”禮贊》（洛雨）、《讓仇敵仇恨這種友情》（吳視）、《贊美頓巴斯的煤礦工人們》（吳越）、《烏克蘭頌》（曉帆）等；二是歌唱新時期、重生活，如《幸福的歲月》（柳倩）、《天天過新年》（沙金）、《歌頌國民的新上海》（任鈞）、《發電廠汽鍋旁的詩》（海濤）、《打鐵歌》（巴牧）、《小黃牛回家》（蔚文）、《地里多上糞》（陳雨門）等；三是共同政治情勢與政治活動，如《田主與長工》（沙鷗）、《王年夜媽送子把軍參》（終年）、《王豁子犁地》（陳雨門）、《路況員買公債》（任鈞）等。此外還依據政治情勢與中間義務設置了一些特輯或選輯，如“反轟炸”“華東鄉村生孩子救災”“抗美援朝”“捍衛世界戰爭活動”“彈壓反反動活動”“土改活動”等。
無論《民眾詩歌》仍是《國民詩歌》，都把培育與培植工農兵作者放到一個很主要的地位，在這方面，《國民詩歌》做得尤為凸起。《民眾詩歌》只是不按期地頒發“工人詩選”與“兵士詩選”，而《國民詩歌》從“創刊特年夜號”開端即建立了“工人詩選”“兵士詩選”專欄，在屈楚所選輯的“工人詩選”（一）的前邊，屈楚寫了一段媒介，代表了編纂部的聲響：“工人階層翻身作主人，這并不是一句廢話，從文藝思潮底成長來看，每一個階層翻身之后，必定地，他請求本身底生涯，情感，人物，呈現在文藝作品各類情勢里。這傍邊，尤其是詩，她就是一面進軍底軍號……分歧的階層性決議分歧的審雅觀，也許這詩會使有的‘詩人’們搖頭，但我們敢說，這是我們工人階層的古詩歌的出發點。我必需重復這出發點兩字，由於我決不認為這些詩都很好，相反，這些詩還都是我們工人同道的試作，年夜部門的作者都是第一次應用詩這莊重的情勢來表示本身的情感，從技巧程度甚至思惟性上請求都很不敷，但我想沒有一個真正的思惟通暢的批駁家會有這一種訛詐的請求的。我向讀者們先容這些詩只要兩個緣由：第一，這是我們工人階層的詩。第二，這是我們工人階層在明天寫出的詩啊。讓我們的詩歌為了工人，並且屬于工人吧！”（16）《國民詩歌》的“工人詩歌”和“兵士詩歌”專欄在1950年出書的第1卷6期傍邊，每期都被設定在明顯地位註銷。
與《民眾詩歌》一樣，《國民詩歌》也很器重詩歌實際與批駁。除往“創刊特年夜號”上頒發了勞辛的《寫什么和如何寫》這篇綱要性的文章外，還陸續頒發了勞辛與其他評論家的系列文章：《詩的想象短論》（勞辛）、《論詩的思惟性》（勞辛）、《寫朗讀詩與詩底朗讀》（紫墟）、《關于詩的分行》（史衛斯）、《詩歌雜談》（哈華）、《音節與韻律》（許杰）。這些文章不只觸及詩歌的思惟內在的事務，並且觸及詩歌的藝術技能，在那時的汗青前提下，是很可貴的。
《國民詩歌》頒發的論文還有關于本國詩人與詩歌實際的。在那時“向蘇聯進修”的年夜佈景下，以俄蘇詩人以及世界提高詩人的先容與研討為主，如《國民詩人普希金》（張白山）、《略談馬雅可夫斯基與中國古詩》（勞辛）、《巨大的國民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屠岸）、《詩人巴格立次基的途徑》（屠岸）等。
三
《民眾詩歌》和《國民詩歌》均在1950年年頭創刊，都出滿了兩卷12期，連續的時光都不長，前者在1950年年末復刊，后者在1951年8月復刊，並且復刊都是戛但是止，沒有終刊詞，沒有任何闡明。
那么，招致《民眾詩歌》與《國民詩歌》復刊的緣由是什么呢？
顯然，并不是這兩家刊物在辦刊方針上有什么嚴重題目，或有什么嚴重的政治過錯。現實上，兩者都是遵守中華全國文藝任務者代表年夜會的精力，向那時主流認識形狀挨近，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領導，力圖緊跟時期，誇大為實際的政治辦事，為工農兵辦事。《民眾詩歌》和《國民詩歌》都是詩歌刊物，雖說有必定的競爭關系，但總的來說，它們之間的關系仍是正常的，表示為兩家刊物從創刊之初，就相互登載對方的目次市場行銷，而兩家刊物的重要成員如王亞平、沙鷗、蘇金傘、柳倩、馮至、黃藥眠、沙金、陳雨門、任鈞、屠岸等，也均在對方的刊物上頒發過作品。兩家刊物都登載過一些惹起批駁的作品，像《民眾詩歌》上頒發林庚的《國民的日子》、王亞平的《惱怒的火箭》、沙鷗的《驢年夜夫》，惹起過《文藝報》的批駁。對林庚《國民的日子》的批駁重要是“艱澀”，并不觸及政治。對王亞平的《惱怒的火箭》和沙鷗的《驢年夜夫》的批駁則是到了1951年才在《文藝報》上登載的，而那時《民眾詩歌》曾經復刊了。可見，對林庚《國民的日子》的批駁、對王亞平的《惱怒的火箭》和沙鷗的《驢年夜夫》的批駁，并非招致《民眾詩歌》復刊的直接緣由。況且，《民眾詩歌》編委會曾在1950年第9期《民眾詩歌》上頒發《把我們的任務改良一個步驟》一文，對辦刊任務中的題目做了反思與總結，立場應該說是懇切的。至于《國民詩歌》頒發的作品，《民眾詩歌》1950年第5期曾頒發黃君穎的論文《詩人站在何處——讀詩筆記》，對柳倩的《幸福的歲月》、任鈞的《歌頌國民的新上海》《路況員買公債》、吳視的《讓仇敵仇恨這種友情》提出了批駁，在篇末“附記”中作者注明：“這篇短文所引的幾篇詩，均見上海版的《國民詩歌》第一和第二兩期共享空間”，文章的開頭還有如許的話：“我們萬萬不要認為‘我曾經是無產階層的詩人了’，這種設法會使我們更不不難改革。但我們必需改革，不然，我們的作品就不成能真正地為國民愛好，由於你想的與國民民眾想的是兩回工作，各想各的，就很難在一路了，為國民辦事就不不難做到了。應當更謹嚴些，更警惕些，不是說一頒發了，義務就算終了，恰好相反，多一小我讀，就多負了一分義務。”（17）這篇文章意在提示詩人要站穩無產階層態度，要加大力度思惟改革，動身點是好心的，因此這些批駁并未給詩天然成什么費事，也未惹起《國民詩歌》頒發反批駁的文章。如許看來，《民眾詩歌》與《國民詩歌》盡管頒發過一些在那時看來出缺點的詩歌，但這并不組成復刊的來由。
再從兩家刊物的主辦者及重要作者而言，在《民眾詩歌》編委會和上海詩人聯誼會四周，各自湊集了一批主要詩人。《民眾詩歌》編委會及其骨干成員，有的來自束縛區，如艾青、田間、公木、柯仲平、王亞平、嚴辰、張志平易近等；有的是在國統區保持寫作的提高詩人，如袁水拍、臧克家、徐遲、沙鷗、力揚、鄒荻帆等。這些詩人久負盛名，他們中不少人餐與加入了中華全國文藝任務者代表年夜會，其政治偏向是光鮮的。《國民詩歌》的主辦者為上海詩人聯誼會，其重要成員，“起首他們都是三四十年月從事詩歌創作的主要詩人，且具有相當的人生經過的事況與創作經歷。其次，這些詩人年夜多餐與加入主要的詩歌組織，尤其是柳倩、任鈞、紫墟等是中國詩歌會、中華抗敵協會重要骨干，這就決議了‘詩聯’的主旨是反動的……再次，這些‘詩聯’的主要成員中不少是中共黨員，開國后又在軍管會文藝處等主要部分任務，如勞辛、柳倩、吳越、屠岸等，他們恰是代表了新中國詩人的精力面孔，也與時期的氛圍與請求相合適。”（18）這兩家詩歌刊物，一南一北，各自連合了一批詩人，《民眾詩歌》偏于北京與南方地域的作者，《國民詩歌》偏于上海和南邊地域的作者，卻都消除了古詩史上的新月派詩人、象征派詩人、古代派詩人、中國古詩派詩人等。總的說來，兩家刊物的主辦者與作者步隊都是反動的、提高的詩人及工農兵業余作者，是以，成分題目也不是復刊的來由。
現實上，招致《民眾詩歌》與《國民詩歌》復刊的最基礎緣由，在于這兩家詩刊的同人刊物性質，與共和國樹立初期黨要加大力度對消息出書等部分的引導與掌控的請求不克不及相容。
同人刊物分歧于由國度機關、黨派、社會集團主辦并宣揚其主意的機關報刊，而是由志趣相投、主意附近的同人自愿聯合，配合運營與編纂的刊物，其辦刊主旨表現了同人的主意，不依靠當局、政黨或社會集團，保持自力的態度，文責自信。歷數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詩刊，從20世紀二三十年月由劉延陵、朱自清、俞平伯、葉紹鈞開辦的《詩》，徐志摩、邵洵美等編纂的《詩刊》，由中國詩歌會編纂的《古詩歌》，以卞之琳、孫年夜雨、梁宗岱、馮至、戴看舒為編委的《古詩》，到40年月由胡危船、陽太陽、陳邇東編纂的《詩創作》，由臧克家、曹辛之、林宏、沈明、郝天航等開辦的《詩發明》，由辛笛、杭約赫、陳敬容、唐祈、唐湜等編纂的《中國古詩》，無一破例，都是同人刊物。
共和國成立初期，黨對消息與出書任務的領導思惟的重要根據是從蘇聯引進的一系列實際、體系體例與做法。列寧在1905年11月13日的《重生活報》上頒發的《黨的組織與黨的出書物》一文明白指出：“寫作工作應該成為無產階層總的工作的一部門，成為由全部工人階層的全部覺醒的前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宏大的社會平易近主主義機械的‘齒輪和螺絲釘’……報紙應該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者必定要餐與加入到各個黨組織中往。出書社和刊行所、書店和閱覽室、藏書樓和各類書報營業所，都應該成為黨的機構，向黨陳述任務。”（19）列寧的唆使，蘇聯的作家協會軌制和報註銷版軌制，現實上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任務與消息出書工作的底本與根據。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藝任務者代表年夜會召開，隨即成立了由中國共產黨引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結合會，以及中華全國文學任務者協會（即中國作家協會前身）。全國文聯和作協成立后，各省市的文聯與作協也接踵成立。這便呈現了韋泱在《“詩聯”，〈國民詩歌〉及其他》一文中談到的情形：“到1951年7月，上海召開第一屆文代會，成立文聯，部屬有文學任務者協會（簡稱‘文協’，設小說、散文、詩歌各組，如許，詩歌組列為文協的專門機構，上海詩人年夜多轉進這一組織，‘詩聯’便逐步結束運動，主動閉幕了。”（20）這里提到了上海詩人聯誼會的閉幕。上海詩人聯誼會是《國民詩歌》的主辦單元，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民詩歌》開辦也就瓜熟蒂落了。別的，關于《國民詩歌》開辦的緣由，韋泱文章中還有如許一句話：“屠岸說，那時中心對各地文明部分有整理期刊請求，開辦了不少刊物，《國民詩歌》也不克不及幸免。”（21）這里牽扯到共和國樹立初期黨和當局的有關政策。那時，百業待興，出書界面對的題目是存在浩繁的私營出書社和同人刊物，這顯然與要把出書工作歸入黨總的工作傍邊這一目的相沖突，是以亟須整理。1949年10月，那時的中共中心宣揚部部長陸定一在全國新華書店出書任務會議終結詞中說：“我們的出書工作與舊的出書工作分歧之點，就是無前提地為國民辦事。”第一次把“為國民辦事”作為共和國的出書方針提了出來。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心收回《關于在報紙刊物上睜開批駁和自我批駁的決議》。1950年9月，政務院出書總署召開的第一屆全國出書會議，會商了中華國民共和國出書工作的成長題目。在此次會議經由過程的決定中，進一個步驟明白地把“為國民辦事”規則為出書任務的基礎方針，還提出：“必需按照兼顧統籌與分工一起配合的方針，覆滅無打算無組織的狀態，完成專門研究化與打算化。”1951年12月21日，政務院會議經由過程了《治理書註銷版業印刷業刊行業暫行條例》。這一切表白黨和當局加大力度了對報刊、出書等部分的治理和把持。與此同時，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結合會主辦的具無機關報性質的《文藝報》，由中華全國文學任務者協會主辦的具有“國刊”成分的《國民文學》，均已于1949年創刊。在這一佈景下，作為同人刊物的《民眾詩歌》與《國民詩歌》顯得是那么“分歧時宜”，復刊也就是必定的命運了。
中華國民共和國的成立，不只翻開了中華平易近族汗青極新的一頁，並且對此后中國文學藝術工作的成長發生了深遠的影響。《民眾詩歌》與《國民詩歌》，無論其出生周遭的狀況、發育形狀，仍是其轉達的內在的事務、表示的手腕，都打下了奇特的時期印痕。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這兩家刊物連續的時光是長久的，它們各自留下的兩卷12期刊物，現已成為具有主要價值的詩歌檔案，從中可以看到它們既是“右翼詩歌”、國統區提高詩歌、反動依據地詩歌的承續，又是1957年出生的《詩刊》和《星星》的先聲。70多年曩昔了，翻閱這些紙張有些發黃的刊物，面前似乎顯現出共和國成立初期詩人們緊跟時期，艱巨行進的身影。盡管他們不竭拋棄舊我，改革自我，力求把本身融進時期的大水中，但受阿誰時期政治周遭的狀況與主流認識形狀影響，他們的作品更多的時辰浮現出單一化、政治化的美學特征，其汗青局限性是顯明的。
《民眾詩歌》和《國民詩歌》出生在中華國民共和國樹立初期，它們為在社會主義的汗青前提下，若何辦妥詩歌刊物做了最早的實驗，它們走過的途徑，它們的辦刊經歷與經驗，為后來中心和處所的詩歌刊物所鑒戒。
最后，還要說起的是，這兩家刊物為中國作家協會1957年開辦的《詩刊》，預備了一支有程度、有經歷的編纂步隊。《民眾詩歌》的編委會成員和重要作者，幾年后成了《詩刊》的重要擔任人和編委會成員，如臧克家成為《詩刊》主編，徐遲、嚴辰成為副主編，艾青、田間、呂劍、沙鷗、袁水拍成為編委，丁力成為編纂部主任，編纂吳視曾是上海詩歌任務者聯誼會的常務委員、《國民詩歌》的主要作者。兩家刊物與《詩刊》的編纂步隊職員上的重合，很天然地會在辦刊方針、辦刊方法上浮現出某種持續性。好比《民眾詩歌》創刊號上頒發了毛澤東手書的“詩言志”題詞，《詩刊》創刊號上則頒發了毛澤東手書的《關于詩的一封信》，這兩個創刊號均構成了宏大的顫動效應，發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不單是偶合，也是特別謀劃、前后照應的一種編纂戰略。
注釋：
（1）毛澤東：《毛主席講話》，《中華全國文學藝術任務者代表年夜會留念文集》，第3頁，北京，新華書店，1950。
（2）周揚：《新的國民的文藝》，《古代文學史參考材料》，第683頁，上海，上海教導出書社，1979。
（3）（5）趙立生：《我與〈詩軍號〉》，《詩摸索》1999年第3期。
（4）《前奏（發刊詞）》，《詩軍號》創刊號，1948年8月1日。
（6）張朝陽：《抗日狼煙中突起的重慶青年詩群——寫在詩人晏明百年之際》，《文藝報》2020年9月9日。
（7）《啟事》，《民眾詩歌》1950年第3期。
（8）《民眾詩歌創刊了》，《民眾詩歌》創刊號，1950年1月1日。
（9）（10）郭沫若：《關于詩歌的一些看法》，《民眾詩歌》創刊號，1950年1月1日。
（11）郭沫若：《論詩》，《文藝論集》，第343-344頁，上海，光華書局，1925。
（12）《民眾詩歌》1950年第10期。
（13）（14）（18）（20）（21）韋泱：《“詩聯”，〈國民詩歌〉及其他》，《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4期。
（15）勞辛：《寫什么與如何寫》，《國民詩歌》創刊號，1950年1月15日。
（16）《國民詩歌》創刊特年夜號，1950年1月15日。
（17）黃君穎：《詩人站在何處——讀詩筆記》，《民眾詩歌》1950年第5期。
（19）〔蘇聯〕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出書物》，《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68-69頁，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