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談起北京汗青文明，人們凡是說得比擬多的，無非故宮、天橋、胡同、會館之類。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北京汗青文明中固有的、顏色光鮮的元素。但只要這些似乎還不克不及使北京汗青文明獲得充足的表現。細想起來，有一個群體，人們很少提到，即生涯于北京地域的學人士子和士年夜夫。究其緣由，我認為，也許是沒找到一個可以表現這個群體存在價值的社會載體。就像人們說皇家文明有故宮，說市平易近文明有天橋，說京味文明有胡同，說名家文明有會館一樣，說學人士子和士年夜夫文明，也需有個依托和承載物。于是，書院就進進了我們的視野。
北京自遼金起就是國都，此中都曾設有太學、國子監，更高等的還有翰林院，但都屬于官學，與書院是有所差別的。書院普通為平易近間所辦，是士子唸書論道的處所。其效能固有應試舉業的內在的事務，但亦不盡然，并不滿是應試教導，更主要的仍是傳道，延續道統，既如韓愈所言，吾師道也。因此，在書院里，士子不只要完成普通的課業，更要研讀經傳典籍，與教員一路切磋經傳的學理和傳承。而士年夜夫不只以山長、講師的成分承當著講授的任務，他們往往仍是書院的開辦者和治理者。這種帶有光鮮中國特點的傳統講授運動，背后隱含著一個深遠的意義，也即教導、唸書的最終目標，即對人格、人道與文明的塑造，由此對社會人心發生積極的影響，到達社會提高、移風易俗的後果。
由此瑜伽教室可見，由士子和士年夜夫所表現的書院文明，固分歧于故宮、天橋、胡同、會館所承載的文明，既有其本身的奇特性，又和社會生涯的各個方面有著普遍而深入的聯絡接觸。至多書院的開辦者都盼望經由過程對士子人格的培育，從而影響到社會生涯的各個方面。也就是說，士人和士年夜夫文明現實上組成了傳統社會生涯中的一股潛流，浸潤、滋養著這個社會，使其不至于荒涼和破裂。這個群體，假如不進仕，在平易近間即為士紳，遂組成社會的基本和中堅。但是，久長以來，我們對于這個群體的思惟不雅念、精力崇奉、社會關系、生涯方法、風俗禮俗諸多方面都缺乏需舞蹈教室要的清楚，所知也很無限，甚至還有很多曲解，以及對他們的臭名化。這年夜約就是在當今的傳統文明熱中這個群體的文明價值很少獲得彰顯和認同的緣由之一。而經由過程對書院的追蹤關心，或允許以成為我們窺視這個群體私密生涯的一種方法，從而提醒其文明價值的深入意義和積厚流光的內涵緣由。
二
書院最早現身于唐代。而北京有書院亦很早。唐末五代時的竇氏書院，是北京書院汗青的首創者。盡管我們尚不克不及斷定竇氏書院最後能否創立于北京地域，但創立書院的竇燕山（禹鈞）曾在此地生涯過，似無貳言。竇燕山的名望遠弘遠于他所辦的書院，或因《三字經》的普遍傳佈，“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使他成為與孟母齊名的育兒模范。而他的五個兒子能個個成才，未嘗不得益于他所辦的竇氏書院。這般看來，竇氏書院或許就是一所具有私塾性質的書館。但在百業凋落、戰亂不息的五代，它的存在，已屬不易，如百里挑一，亦是非常可貴和可貴的。
繼竇氏書院之后，元代的太極書院成為北京書院汗青實其實在的出發點。它是迄今可考的北京城里的第一所書院。不只這般，創立于蒙元太宗時代的太極書院，仍是元代書院的開創者。它在元年夜都建成之前，就已存在于北京了。它的最年夜進獻或意義就在于，伊洛之學即程朱理學由此而傳進南方。主講太極書院的趙復是一位對程朱理學頗有些心得的學者。他是江西德安人，字仁甫，嘗家居江漢之上，遂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為“江漢師長教師”。
太子闊出授命伐宋，攻占德安，幾十萬德安人都成為戰俘，趙復就在此中。此時，正在軍前行中書省事的楊惟中，與他的一起配合者，同創太極書院的另一位要害人物姚樞，同“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回”。趙復是以被楊、姚二人從戰俘中挽救出來，免于一逝世。后趙復北上燕都，應聘太極書院，所以說，南方知有程朱理學是從江漢師長教師即趙復講學于太極書院開端的。楊惟中、姚樞這些執政為官的士年夜夫，聽了趙復的演講，也為程朱理學所折服，并對周、程、張、楊、游、朱等理學家頂禮跪拜。《元史》儒學趙復傳就曾寫道：“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正人配食，拔取遺書八千余卷，請復講解此中。”
太極書院存在的時光并不長，但它播撒的程朱理學的種子已在北京地域開花成果。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曾把南方的許衡、劉因和南邊的吳澄并稱元朝三年夜儒，其言之曰：“有元之學者，魯齋（許衡）、靜修（劉因）、草廬（吳澄）三人耳。草廬后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也。”此中許衡、劉因都出自趙復門下。依照《宋元學案·魯齋學案》所列師承表顯示，趙復名下除許衡、劉因外，還有姚樞、竇默、楊奐、郝經、硯彌堅等，這些人的名下又有本身的先生、門人。從這里起步，程朱理學開端了在元年夜都，甚至南方的傳佈過程，可謂枝繁葉茂，代不乏人，子嗣不停。全祖看說道：“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師長教師，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批也，元時實賴之。”黃百家亦有言曰：“自石晉燕云十六州之割，南方個人空間之為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欠亨。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進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南方之學郁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堪屈，皆彬彬郁郁矣。”
雖平話院之盛，莫盛于元，但是，元年夜都所建書院并未幾，除了太極書院，見于汗青記錄的只要房山的文靖書院、昌平的諫議書院和同在昌平的韓祥書院。此中，文靖書院的開辦者趙密、賈壤都是劉因的先生，他們開辦書院的目標，就是要以劉因的理學教導鄉平易近，從而到達移風易俗的目標。他們的書院除了供奉孔子、朱熹等儒家先圣，還供奉教員劉因，立祠祀之。這是程朱理學最早深刻北京村落的實例。元朝末代天子元順帝為表揚這家信院尊師重教，不只取劉因謚號，賜名曰“文靖書院”，還專門為之題寫了匾額。至于諫議書院和韓祥書院，由于資料所限，二者的學術偏向和師承傳續，都很少為后人所清楚，或已埋沒于汗青塵埃之中了。
三
說到這里，有個題目是不應回避的，即若何對待遼金統治下北京的文明周遭的狀況。遼金先后統治北京近三百年。石敬瑭將燕云十六州獻于遼，遼升幽州為南京，也稱作燕京；后遼被金所滅，海陵王改燕京為中都；二者都把北京作為國都來運營，文明的產生和積聚當然有其本身的特色。遼以草原游牧平易近族進進農耕社會，包含家庭倫理、社會風俗、婚喪禮節、飲食習氣、文明教導、宗教崇奉在內的諸多方面都面對著嚴重挑釁。把握遼統治權的契丹貴族既不得不合錯誤華文化做出某種水平的讓步，又不情願被華文化所異化，儒生士子以及儒學在這里的處境是很為難的。《遼史》傳記文學有言：“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進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后軌制漸以修舉。至景、圣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升隨從，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風尚剛毅，三面對敵，歲時以蒐狝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話說得很其實。在儒生士子的眼里，遼固為化外之地，儒學不興，也就不希奇了。
金人對華文化的立場與遼則有所分歧。統治階級且非論，士人中，南來北往的，不停于道。有奉使見留的，也有金取華夏后，滯留南方的遺平易近。他們的華文化涵養很深摯，能詩能文的人良多，這從元好問編輯的金代詩歌總集《中州集》中即可見一斑。該書十卷，收錄金朝百年以來二百五十多位詩人的兩千余首詩作。元好問自己即一代文宗，“以詩存史”的大師，被譽為具有班、馬之才的人物。而郝經在《太極書院記》中亦流露，趙宋南渡后，南方不乏努力于經學的儒士。文中提到的趙秉文、麻九疇，便“自稱道學門門生”。而《金史·文藝》亦有所表現：“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來去，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書圖，宋士多回之。熙宗款謁先圣，北面如門生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相繼。那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但是朝廷典冊，鄰國書命，粲然有可不雅者矣。”這里雖說泛指南方，而北京固在此中矣。
四
如許看來，僅就書院而言，北京在竇氏書院與太極書院之間是有過長達二百余年的空缺期的。也就是說，當書院在兩宋蓬勃成長之際，遼、金統治下的北京卻如一潭逝世水，波濤不驚，不曾有過一所書院。直到蒙軍滅了金國，樹立年夜元，北京才有了一所可以稱讚汗青而彌補空缺的太極書院。這在北京確是破天荒之舉，汗青上，亦被視為蒙元統治者從武力建國轉向文明治國的一個標志。
並且，元朝對書院的政策不是姑且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穩固人心，維系士心，使社會保持協調安寧的最基礎性辦法。但跟著書院在南北各地的大舉推行，則越來越光鮮地表示出一種官學化的偏向。朝廷和各地當局對書院的把持亦顯明地加大力度了。底本書院是作為自力于官學體系，重在私家講學性質的學術組織，它當然也無為科舉供給備選人才的效能，但其宗旨仍是根究儒學的義理和延續儒家的道統。但是，由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辦法，使得書院逐步被歸入官方教導系統之中。
于是我們看到，元代成了書院成長史上的轉機點。或許說，元代在書院成長史上劃了一道線，後面兩宋是書院不受拘束成長的階段，后面元、明、清是書院日益官學化的時代。而北京書院恰好是在元、明、清三朝得以成長的。這也是北京書院後天缺乏之處，沒能洗澡到不受拘束成長的雨露。不是說兩宋書院沒有官學化的偏向，北宋朝廷亦有過復興官學的盡力，而南宋寧宗時代也產生過針對朱熹和道學即理學的“慶元黨禁”，朱熹的學說被斥為“偽學”，禁毀六經、四書等冊本，但兩宋究竟是中國思惟史上繼先秦、魏晉之后，又一個思惟不受拘束成長的時代，政治、文明政策相當寬松，思惟門戶紛紜涌現，除了與理學相干的濂、洛、關、閩和邵雍的法術之學外，還有陸象山的心學，以及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孫復、石介等人改革政治的學說和浙江永嘉學者的事功之學。一切這些都要拜書院所賜，宋代學術精力依靠于書院，盡非虛言。
明代延續了元代將書院置于朝廷監管之下的做法。盛朗西引《續文獻通考》：“初，太祖因元之舊，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這個山長，后改稱訓導，已非學界名人，而是朝廷官員，拿朝廷的俸祿。永樂天子又欽定《五經》《四書》《性理年夜全》，作為科舉測試的同一教材，并在北京增設國子監。士子唸書因此受限，遂形成書院講學之風的式微和士子的貧血癥。盛朗西曾有言：“宋元之間，書院最盛，至明而寖衰。蓋國度收羅人才，士之散處書院者，皆聚之于兩雍，雖有書院，其風不盛。”兩雍即國粹、官學的代稱。這是明初的情況，并延續了百年之久。直到嘉靖年間，北京才有了建于延慶居庸關的疊翠書院。
有明以來，這里一向都是防御蒙古馬隊侵擾的火線，大量甲士駐守于此。為了給守邊甲士的後輩供給一個唸書場合，監察御史蕭祥曜借居庸關舊有之泰安寺，稍加修葺，改建為書院。而明中葉以后書院的回復，則與王陽明、湛若水創立學派，聚徒講學互為因果。如同伊洛在北宋、朱熹在南宋，都曾被朝廷以偽學申禁一樣，王陽明、湛若水亦曾被廷臣指斥為邪學，嘉靖天子亦有禁毀書院之舉。但感化不年夜，書院講學之風雖一時受挫，卻并不稍輟。及至萬歷朝，張居合法國，他仇恨書院講學，意欲遍撤全國書院，亦未能見效。而東林書院領風尚之先，使書院講學之風年夜盛，僅在北京，嘉靖、萬歷間就建有疊翠書院、通惠書院、楊行中書院、白檀書院、后衛書院、聞道書院、雙鶴書院和首善書院。此中聞道書院和首善書院都因牽扯到東林而見忤于朝廷，痛遭噩運。特殊是首善書院，既建于京師之內，而掌管清議，群情風生，卻不幸困于黨爭，終以東林的名義，毀于魏忠賢之手，成為閹黨盡毀全國書院的就義品。
五
清朝天子對書院的立場也表示得很糾結。可以想象的是，清初當權者面對著非常嚴重的局勢。南明政權仍在南邊停止有組織的武裝斗爭，以圖復國；而李自成、張獻忠的農人軍也在南北轉戰，并有聯明抗清之勢；再有就是良多士人對外族新政權并不認同，表示出一種分歧作、不進仕的立場。他們年夜多延續明末書院講學的方法，表達其精力所寄和學術根柢。這是清初當權者最不盼望看到的情況。他們既以為書院講學招致了明朝的敗亡，天然煩惱以東林為代表的不受拘束講學、清議朝政、臧否人物、互結黨援的流風余韻浸淫于新朝。是以，他們晚期采取克制書院的做法，強化對書院的把持。《清會典》即明言：“凡書院義學，令處所官稽察焉。”
但有著數百年汗青傳承的書院在教平易近育人方面確有官學所不克不及替換的上風。是以，在社會政治危機趨于緊張之后，清廷勢需要放寬書院政策，康熙天子曾給良多書院賜書賜額，就顯示了朝廷對書院的關心和支撐。北京金臺書院的前身年夜興義學就曾獲得過康熙天子所賜御書“廣育群才”。但朝廷對書院的治理并未放松，雍正、乾隆一向誇大遴選書院治理者的尺度，即政治上要靠得住，德性要高貴，學問要優良，目標是在拉攏人心的同時又避免書院滑向明末清議朝政之路，從泉源上阻斷明遺平易近應用書院反清的一切能夠，將書院勸導引進當權者design的成長軌道。清代書院政策之有用，也由於康、雍、乾三朝之文字獄的共同。思惟既不不受拘束，遂影響到士人的治學和講學。宋明學者都有不為相則為師，得君行道，以全國為己任的幻想和情懷，由明進清的學者最後或仍抱此幻想，但乾隆一句“以全國治亂為己任尤年夜不成”，便把清代學者打進故紙堆中。固然梁啟超把漢學在平易近間的鼓起，看作是對朝廷倡導程朱理學的一種抵禦和革命，但學者乃以論政為年夜戒，鉗口不敢吐一言，亦是現實。于是，清代書院要保存只剩下三種能夠：“一為講究理學之書院，一為測試時文之書院，一為博習經史詞翰之書院。”
六
書院的興衰好壞，需求很多前提，有硬件，如校舍、田產、資金，也有軟件，如山長和講師；有內部原因，朝廷政策、社會周遭的狀況、地輿地位，也有外部緣由，如處事人的學養、素養。這些都能夠影響到書院的尋求和檔次，并進而影響本地的士風、風氣，也為本地文明的建構供給響應的資本。
就清代北京書院的局限而言，起首就在于北京特別的人文地輿周遭的狀況，作為元、明、清三朝的國都，不克不及不影響到北京書院的保存和成長標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享用到京師作為首善之地的優勝性，既在皇帝腳下，朝廷身邊，陽光雨露隨時都能夠恩賜于某一所書院，金臺、潞河都有過實在的感觸感染，它們都在最艱苦的時辰，獲得過官家、朝廷，甚至天子的關心和贊助。但它們也很難像幻想中的岳麓、東林、白鹿洞、嵩陽、關中書院那樣，辦成以名家講學相標榜的書院；更不克不及像王陽明、阮元、張之洞那樣，為本身的學術幻想和主意辦一所書院；甚至做不到像京外的蓮池書院那樣，一直保持本身的學術幻想和主意。北京的書院年夜多表示為一種庸常的狀況，很少表示出挺拔獨行的作風。即便是所謂官學化，也與外省有所分歧，并不以道學或理學為重，而是以科考、時文為重。
當然，也不克不及說北京書院沒有過儒學大師和學術魁首。元代的太極書院就有過趙復、楊惟中、姚樞、郝經、劉因、許衡等碩儒；明代的首善書院也湊集了馮從吾、高攀龍、鄒元標等一班名人；而馬經綸的聞道書院，亦有李贄加入同盟，在易學研討方面有過出色進獻。即便在清代，主講金臺書院的亦有王昆繩、陳木齋、陳句山、顧虞東、姚汝金諸師長教師；潞河書院則有理學名臣張伯行，清代有三人本朝官員從祀孔廟，他是此中之一；還有善於經史校勘的張云章，以及學行俱佳的董元度、詩人李調元和財務學家王茂陰等；做過同、光兩代帝師的翁同龢，也曾主講過昌平的燕平書院。盡管這般，北京書院全體上仍為舍講學而尚考課，經常是由山長課題，或許由處所官員課題，除了歲考，還有月考，每月一考，或數月一考，目標就在于練習生徒以敷衍科舉測試。
七
北京的書院，只要三所創辦在國都之內，即元代的太極書院，在金中都內；明代的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清代的金臺書院，在前門外金魚池；其余的，都建在城郊州縣。這種景象為我們思慮書院在厚風氣，興教化方面的效能和感化供給了一個奇特視角。
汗青上1對1教學，國人的教導是由儒家擔任的。儒的最後個人工作就與教導相干。儒學的首創者孔夫子，終其平生，都以教書育報酬個人工作，號稱門生三千，聖人七十二。依照儒家所想象的上古三代的盛況，曾有一位名叫“契”的人教以人倫，后經孟子歸納綜合為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佳耦有別，長幼有序，伴侶有信”。是以，后世無論官學仍是書院，都把化平易近成俗視為最終目的。像元代的趙密、賈壤，先是受教于容城劉因，后回抵家鄉房山，開辦文靖書院，特殊標榜其辦學目標為“欲一鄉鼓起為善之心焉”。假如我們斟酌到元初房山一代的鄉風風俗，就不丟臉出版院開辦者在此傳佈程朱理學的專心之良苦，頗有點孟子所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的滋味。
說到這里，我們不得不合錯誤州縣處所官員表現一種敬意。這些人開辦書院的念頭，大都是為了實行為官的義務和任務。他們為官一任，施政一方，無不想為處所做些無益的事，經常是新來乍到，先拜孔圣人，再考核黌舍、書院，見到書院傾圮損壞，便捐俸建築。但凡是他們都是“飛鴿”牌，而非“永遠”牌，知一州、知一縣的時光都不會很長，有時書院方才建成或尚未建成，他們就轉遷別處往了。這也是北京書院難有更高文為的緣由之一。不外，他們盡力辦學的成果，經常是把學者重視的道學、理學、儒學，簡化為人人可以懂得的倫理規范，傳至平易近間。儒學能為通俗大眾所接收，他們是傳佈中的最后一棒。他們開辦書院最重視兩個方面，一是移風易俗，教化大眾，一是明經取士，為國選才，故有所謂“得全國英才而教導之”的豪放。而說究竟，二者在儒家的教導理念中實在是一回事，或謂一事而兩面。前者講的是，遭到“明倫”教導的士正人，以德化人，經由過程本身的榜樣感化，推己及人，造福鄉里，構成知書達禮的鄉風。這或是一個持久的潛移默化、濡染陶冶的經過歷程，難收吹糠見米之效。而后者講的就是若何培養一個明義理，修其德，心系全國蒼生，具有先憂后樂任務感和義務感的士正人。而化平易近成俗就內化為他們的任務。他們也許未有陸九淵、朱熹在思惟史、學術史上的位置和影響力，但其思惟和作為，仍是會影響到本地的士風學風、民心風俗。北京何故稱為首善，不只僅源自它的政治位置，更來自汗青上州縣辦學所修養的平易近間的唸書風尚。所以說，首善之善，惟在唸書。
八
書院的命運終結于清末的維新變法活動，北京的書院亦如是。而書院存在的公道性、需要性遭到質疑，起首是由于科舉軌制、陳腔濫調時文的連累。年夜清帝國在與東方列強抗衡中一敗再敗，東方學術文明借堅船利炮的上風席卷中國，于是，簡直一切關懷國度、平易近族命運的人都認識到了這種危機。鄭不雅應的《亂世危言》就有專章講到若何培育培養、發明選擇國度急需的有效之才。而科舉最年夜的題目，即“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
朝廷內也有官員收回變法改造的聲響。繼順天府尹胡燏棻上疏請求把省會書院改制為書院，變法自強后，光緒二十二年（1896）蒲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亦奏請“推行黌舍以勵人才”一折，提議有步調地將各地書院改為書院。戊戌變法時代，改書院為書院更成為一個主要議題。光緒二十四年（1898）蒲月，康無為奏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書院折》，把東方列強的鼓起回結為公民教導的普及，因此提出：“奏為請改直省書院為中書院，鄉邑淫祠為小書院，令小平易近六歲皆進學，以廣教導，以成人才。”光緒天子隨即公佈了《改書院為黌舍上諭》，惋惜，戊戌變法不久即因慈禧政變而告掉敗，書院改為黌舍一事亦被叫停。直到兩年后，在庚子事情和辛丑公約的宏大壓力下，慈禧啟動新政，各地書院才陸續改為黌舍。
實在，在變法停止中，就有穩健派官員和學者表現過擔心和疑慮。已經掌管保定蓮池書院的吳汝綸在給伴侶的信中就表達了“務務實效，不在欲速”的見解。但在汗青年夜潮的裹挾下，穩健、守舊的聲響老是顯得很微弱，經常被埋沒在保守的、幻想主義的喧嘩中。而靠行政號令，整潔齊截，一刀切完成的改造，固然看上往很美，卻很不難留下后患。多年后，胡適在《書院制史略》中就談到：“古時的書院與現今教導界所倡的‘道爾頓制’精力大要雷同。一千年以來，書院其實占教導上一個主要地位，國際的最高學府和思惟的淵源唯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導機關。所惋惜的，就是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整顛覆，而以情勢一概的書院取代教導。”
固然這般，書院精力惜未盡跡。謝國楨作《近代書院黌舍軌制變遷考》就曾提到：“自光緒之季，放（仿）效歐西，創建黌舍，垂三四十年，其間學制，迭有變革，高見之士，漸知黌舍作業複雜，且過于機械，一人之智力無限，難以精工，是以學鮮專門，士乏良識，是吾國粹界之一年夜毛病也。乃仿英國年夜學之制，及舊日書院之設，五四活動以后，北京年夜學爰有研討所國粹門，清華黌舍有研討院之設。使學子得有專門之研討，思惟有不受拘束之成長，晚近吾國雖憂患頻繁，學術則不無提高，是均梁任公、蔡孑平易近諸師長教師倡導之功，而研討院之軌制，則猶具書院之雛形焉。”如許看來，北京年夜學研討所國粹門和清華年夜學研討院，或許卻是北京書院的余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