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青藏高原是我国原真性自然-人文遗产最丰富、全球影响力和国家代表性最显著的国家公园潜在集中建设区域。为此，2017 年中国科学院就开启了关于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的科考研究，有关学者前瞻性地提出了在青藏高原建设国家公园群的战略构想。本文通过划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阶段，阐释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思想在改革新阶段的价值和意义。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统筹管理面临的制度障碍，进而针对我国国家公园群提出体制改革的建议。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
虽然地方政府对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探索始于 21 世纪初，但从国家层面来整体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始于 2013 年。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经历了从不熟悉到逐渐认知清晰、从借鉴国际经验到突出中国特色的演变过程，可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图 1）。
基于国家公园自身的改革探索阶段（2013—2018 年）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作为改革的新生事物，中央政府对国家公园的概念内涵、存在意义、管理模式等还不是很熟悉。因此，一方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积极推进国家公园的地方改革试点，通过试点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模式。2015 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印发；同年，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 10 个地方试点陆续得到批准。另一方面，加强国家公园体制的研究。2016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选择了 10 个研究课题、14 家研究单位开展国家公园的治理体系，以及立法、遗产保护、特许经营、科研监测等专题研究。应当说，随着 2017 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印发，特别是 2018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组建，标志着基于国家公园自身的改革探索阶段基本结束。
立足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阶段（2019 年以来）
2019 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应当说，上一阶段的改革探索使国家公园改革的要求越来越清晰，针对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地重叠设置、多头管理等问题，《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就已经提出构建统一规范的国家公园体制。而立足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则进一步深入贯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秉持了整体观和系统观的理念。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有利于从自然保护地的整体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利于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体系化的空间载体。
统筹推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国家公园分队（以下简称“科考分队”）通过对青藏高原在全球的自然-人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原真性、集中分布状况，以及各区域代表性自然-人文遗产资源的相似性等分析，首次提出了“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群”暨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概念，提出以群的整体架构来推进青藏高原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新阶段，这一超前科学构想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方案
从全国看，虽然中央提出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但是，对于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里的作用，以及未来应当形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组成结构等，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认知。譬如，就“主体”而言，究竟是要求国家公园面积占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还是功能上发挥核心作用，又或是面积和功能均占据主体地位？目前，各地都还在摸索和思考这些问题。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则率先给出了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模式。科考分队2017 年提出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概念方案包括青藏高原内陆和边缘的 10 个国家公园，后续通过不断深入的科考研究又提出了约 32 万平方公里、21 个国家公园的第二版方案，以及 57 万平方公里、13 个国家公园的第三版方案。其中，第三版方案国家公园占到目前青藏高原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约 63%，在空间上涵盖了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核心区域。按照第三版方案，未来在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国家公园面积是占主体的，功能也占据主导地位。
创新了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模式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就提出了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主要是通过重大生态工程来落实，包括草地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林地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沙化土地治理工程。这些重大生态工程显著提升了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屏障功能。
未来，一方面，需要继续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另一方面，考虑到有关工程的时限及其可能带来的短期性、易变性问题，必须建构提升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的长效机制。而国家公园群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创新了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新模式，一旦建成并健康、有效运行，无疑将形成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长效机制。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面临的统筹管理问题
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要求突出群的整体建设和管理。这里群的范畴既包括了各个国家公园构成的小群，也包括了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在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构成的大群。通过国家公园群的建设和引领示范，统筹推进整个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保护和利用，提升整个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质量。然而，由于全国层面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还在探索过程中，固有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未充分解决，目前青藏高原现有自然保护地在统筹管理方面仍存在问题。
单个国家公园内部的跨行政区碎片化管理问题
青藏高原改革试点的国家公园中，除三江源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外，其他涉及跨省级行政区的 2 个国家公园，即大熊猫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均面临国家公园内部的跨行政区碎片化管理问题。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试点期间，在基层众多保护站之上实行国家公园管理局—省级管理局—管理分局三级管理（图 2）。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依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成都专员办事处，在四川省成都市设立。其主要职责包養是拟订统一的国家公园规划、生态保护政策和标准；配合自然资源部开展确权登记；组织编制中央投资预算和资金安排；负责国家公园内重大项目的初步审批；指导推进试点工作并督促检查，协调跨省重大问题。
大熊猫国家公园省级管理局。在四川、陕西、甘肃 3 省成立省级管理局，与省林草部门按照“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模式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大熊猫国家公园涉及本省的保护、建设、管理及其他相关活动。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分局。在整合精简国家公园范围内现有包養各类保护地管理机构基础上，分区组建若干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分局。其职能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省级管理局确定。
虽然名义上形成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统领的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架构，同时明确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协调跨省重大问题的职责。但是，实际管理中，由于缺乏必要的人事、资金等管理调控手段，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很难实现对整个国家公园的统筹管理（表 1）。国家公园省级管理局（省级林业和草原局）是各省级人民政府的直属机构，人事由省级人民政府任命，管理运营的基本经费支出主要由省级财政统一安排。因此，在对各省级管理局的管理及解决跨省域问题上，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缺乏足够有效的举措。
大熊猫国家公园省级管理局及其管理分局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统筹管理问题。虽然管理分局名义上是省级管理局的派出机构，但是人事任命和预算安排都主要依靠所在地市政府。以四川为例，成都、绵阳、阿坝等 7 个管理分局虽然受省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市政府双重领导，但以地市政府领导为主。目前，通常是由所在地市的副市（州）长担任管理分局局长。
跨国家公园的自然保护地统筹管理问题
目前，青藏高原跨省级以上行政区的自然保护地全面统筹管理体制还没有包養網建立；省域范围内虽然具有统筹管理体制，但仍面临跨国家公园的自然保护地统筹管理问题。
即使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及自然保护地整合力度最大的青海省也存在统筹管理问题。按照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应统筹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管理职责。青海省人民政府也对林业和草原局的机构职能进行了明确。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包養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独立在青海省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之外（表 2）。
青海省现有1个国家公园、1个国家公园片区，即三江源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片区），另外还在筹建青海湖国家公园和昆仑山国家公园。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片区）管理局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合署办公。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为正厅级的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机构，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为正厅级的青海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二者级别相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主要领导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任命，内部人事安排不需报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同时，管理运营经费由青海省财政单列预算资金保障，也不需要经过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行政级别相同、人事权和预算资金来源的分离使得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相对独立，从而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与其他国家公园及其他自然保护地之间就出现了统筹管理问题。
推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建设的改革建议
顺应现阶段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要求，着眼国家公园群统筹管理面临的问题，未来应加快建立跨省域的、国家主导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管理体制，并同步完善国家公园创建、财政资金保障等有关配套制度。应统筹生态保护和带动当地农牧民同步现代化的多元目标，要让越来越多参与管理运营的广大农牧民成为国家公园群的持续受益者和积极拥护者。
建立国家主导的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管理体制
截至目前，我国依然实行业务主管部门层层委托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这导致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跨行政区管理缺乏统筹、管理碎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要实现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的整体性、系统性管理，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探索国家主导的国家公园群管理体制。
改革业务主管部门层层委托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业务主管部门层层委托与管理资源不足有关。自然保护地分属国土、林业等部门的机构改革前，国家各主管部门通常只有一个处室负责所辖保护地管理。自然保护地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管理的机构改革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仅有 1 个司主管自然保护地事务，1 个处室主管国家公园。这样的权力结构使得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管理力量不足。为此，主管部门采取了地方管理为包養平台推薦主、部门业务指导为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模式，通过委托地方来分担主管部门责任。然而，地方行政管理架构往往与国家层面相一致，面临的问题甚至更严重。从而，上级的主管部门就进一步向下层级的主管部门委托；而下层级的主管部门又继续向更下层级的主管部门委托。这样不断委托的结果，导致管理越来越碎片化。
依托自然保护地土地国有、资金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央的基础条件，积极探索国家主导的国家公园群统筹管理模式。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所依托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是草地和林地。科考分队发现青藏高原的林地主要为国有林场，草地也基本为国有土地。新中国成立后，西藏的土地改革区分了农区和牧区，采取不同的土改政策。面积相对较小的农区实施了与内地农村类似的分田到户政策，而广袤的牧区（含半农半牧区）仅分配了牲畜，而没有按户分配草场。草场按照之前的放牧习惯继续放牧。与西藏类似，青海仅农业县市开展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改革，广大牧区则没有被涉及。正因为这样，牧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草场基本为国有土地。从整个青藏高原看，地方财政支出直接或间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图 3）。2020 年，西藏、青海及其他涉藏地市的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到当年地方财政支出的 12.77%。其中，除凉山彝族自治州（含 1 个藏族自治县）和青海外，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普遍在 10% 以下。进一步考虑到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净转移支付情况，可以认为青藏高原地方财政支出直接或间接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改革国家公园地方申报创建制度为国家创建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自然保护地的设立采用地方申报制度。通常由自然保护地所在地方政府报上级政府审批。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报中央政府审批，省级自然保护地报省级政府审批。在这样的申报制度下，也相应形成了自然保护地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从而导致了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管理的行政区域壁垒。2018 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虽然实现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部门统一管理，但并未改变自然保护地的传统申报制度。
考虑青藏高原大尺度自然-人文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建议在青藏高原改革国家公园地方申报创建制度，探索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公园创建制度。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全国及省域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为指引，以目前已经形成的自然保护地为基础，将整合优化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结合起来，整体谋划、科学确定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群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格局。充分发挥统一领导体制优势，以保护自然、服务人民、永续发展为基本目标，解决跨行政区碎片化管理问题，积极探索自然保护地创建和统筹管理制度。
建立国家公园群的财政资金国家保障制度
从国际上看，国家公园管理运营的资金来源服从于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主管的国家公园，其经费主要来自中央政府拨款。《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也对此进行了明确。
未来，在确保国家公园群中央财政资金的基础上，应逐步形成具有自我造血能力的多渠道、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包括：以国家公园群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基础上的可持续利用取得的收益为保障，创新并不断做大做强国家公园群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制定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建设相适应的金融扶持政策。根据特许经营清单开展相关经营活动，取得收入用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建立社会捐赠制度，广泛开展国内外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投资和捐赠。
形成农牧民持续受益和积极拥护国家公园群管理运营的社区协同机制
国家公园是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实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双赢”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模式，也是青藏高原广大农牧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为数不多的，甚至对很多区域来说是仅有的同步现代化的空间依托。为此，应着力形成广大农牧民持续受益和积极拥护国家公园群管理运营的社区协同机制。
继续完善从“补人”到“补事”的机制，让农牧民在参与国家公园群管理运营中持续受益。一方面，不断拓展和优化农牧民收入结构。包括：将国家公园绝大多数就业岗位提供给当地农牧民，鼓励生态岗的兼职岗位向专职岗位及拥有“五险一金”的国家公园正式职工转变，不断提高工资性收入；鼓励农牧民提供自然游憩服务，获得经营性收入；鼓励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让农牧民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转变为租金和股权收入。另一方面，不断创新与完善价值和价格“双提升”机制。包括：建立国家公园群服务质量星级评价和推介机制，让优质服务提供者获得高收入回报；建立国家公园群地理和绿色标志认证机制，通过提高产品价格使得优质农产品即使产量下降，收入仍有增长。
建立欢迎广大农牧民参与国家公园管理运营的具有较大弹性、相对开放的国家公园管理制度。一方面，充分发挥已有国家公园的空间辐射和带动作用。国家公园的有关制度不能简单地画地为牢，硬性通过“园内一个政策、园外一个政策”将国家公园与其他区域隔离起来；而是，已有国家公园应让园内和园外的广大农牧民深刻体会国家公园的好处，让尽可能多的农牧民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运营。另一方面，在数量上和空间上，不断丰富和拓展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不断完善自然保护地政策体系。在带动广大农牧区绿色发展和同步现代化方面，国家公园之间、国家公园与其他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区域之间，应当相互护持、相互促进。通过建立普惠的生态补偿和绿色发展机制，让广大农牧民享受国家公园建设带来的惠益，从而使其拥护国家公园群和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筑牢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根基。
(作者：陈东、王亚飞，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吴登生，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樊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新华社福州3月31日电 题：美丽海湾是怎样建成的？——福建美丽海湾建设一线采访见闻
新华社记者高敬
海湾，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地、生态保护的重地、亲海戏水的胜地。美丽海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
记者近日随生态环境部在福建省厦门和漳州市东山县等地采访了解到，这里大力进行岸滩治理，持续改善海湾生态环境，描绘了“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图景。
海洋垃圾治理成效明显
一个电子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厦门海域水文、洋流情况，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通过海岸边的摄像头随时巡视海面，还可以依托大数据研判海包養網價格漂垃圾来源和流向，及时安排清理。
这是记者在厦门市环境卫生中心海上环境卫生管理站看到的情景。
根据海湾区域特点，厦门市建立了专业海漂垃圾保洁队伍。目前，管理站拥有机械化船只、巡查快艇和小型保洁船，每年清理海漂垃圾约3000吨，实现海漂垃圾的海上收集、陆上处置。
据管理站负责人介绍，过去打捞海漂垃圾，只能靠经验找、靠肉眼看。现在有了大数据分析系统和更先进的打捞设备，打捞效率大大提升。2020年，厦门市海漂垃圾密度240.38平方米/公里，到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至96.63平方米/公里。
此外，厦门还设立了沙滩岸线保洁队伍，配置沙滩保洁员约580人，根据潮汐情况，每日两次收集处理辖区沿岸垃圾，保持沙滩洁净。
在海洋垃圾治理中，注重社会力量参与，是美丽海湾建设的重要做法之一。
游包養網 花園一谦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记者采访时，她正在捡拾海滩上的垃圾，收集废弃的碎玻璃。
她告诉记者，本来是垃圾的碎玻璃，经过海水冲刷变得圆润，可以加工成项链、耳环等首饰，也能变身为装饰品，向人们传递保护海洋的理念。
游一谦介绍，协会经常组织志愿者进行捡拾岸滩垃圾的公益活动，还有志愿者潜水去捡拾海底的垃圾。“从一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参加，到后来几十上百人参加活动，清洁海滩、保护海洋的理念正被更多人认可。”
海陆统筹治理入海污染
漳州市东山县，海水澄澈，浪花洁白，令人心旷神怡。近处沙滩上，不少游客在争相拍照；远处海面上，帆船游弋，点点包養網 花園帆影与蔚蓝大海相映成趣。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根子在陆上。近年来，东山县推行“城乡一体、供排水一体、景溪一体”，投资大量资金建设城乡污水收集管网体系，在仅有22万人口的县域内布局了4座污水处理厂和多个村级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县污水100%收集处理，为提升海湾水质打下基础。
曾经，厦门也面临入海污染的难题，大量生包養網比較活污水直排，严重影响近岸海域水质。
位于厦门市湖里区的高崎水质净化厂，是厦门近年来提升污水处理能力的重要工程之一。这座净化厂一期工程采用半地埋式布置方案，从外面看就像一座花园。2023年，净化厂日均处理水包養網量7.60万吨。
据介绍，高崎水质净化厂建成后，不仅解决相关片区的污水处理问题，改善了同安湾南部海域生态环境，并通过厦门岛内3座水质净化厂的互联互通主干管网，增强了本岛污水处理系统的统筹调度处理能力。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何伯星介绍，2020年以来，厦门市新增投资170.9亿元，新改扩建16座水质净化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120.5万吨/日，新建改造污水管道688公里，确保污水“截得住、送得走、处理得了”。
目前，厦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全市建成区已无黑臭水体，近岸海域水质持续改善，重现水清滩净的美景。
“靠海吃海”走出新路子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东山县，一些海湾曾经养殖网箱密布，不仅影响了沿海的景观，养殖污水等还对海湾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沈东勇是土生土长的东山人，自1998年开始就从事鲍鱼养殖，不仅风吹日晒地辛苦劳作，还要承担台风天气影响和市场行情波动等风险。
2019年，当地开展养殖清退，沈东勇也告别了多年的养殖业，利用自家房子开起了民宿。2023年夏天，他家民宿的十几间客房都爆满，一家人不仅收入比之前更稳定，日子也更轻松了。
站在马銮湾的沙滩上，他笑着说：“之前我们还不理解，养殖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清退。现在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生态环境好了，游客都喜欢到东山来玩，我们的生意就能更好！”
如今，马銮湾周边旅游配套设施齐全，是国家帆船帆板运动训练比赛基地，每年常态化举办国家帆船帆板、风筝冲浪等赛事活动。
依托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东山县的旅游业发展不断提速，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2023年，东山县接待游客逾856万人次，旅游收入超109亿元。
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正在探索一条从“靠海吃海”到“人海和谐”的发展新路子。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不断变革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日益增强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难度，加深了科技创新的复杂度，加快了科技创新的速度，对传统单一主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协同创新逐渐成为“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趋势。
我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组织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发展了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联合研发平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还存在不少弊端，协同创新的广度、深度、效果和持久性有限，没有形成基于利益驱动的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如何将科技创新主体有效协同起来，以最优化的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对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作为科技创新强国，其科技创新体系具有独特优势，各创新主体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协同创新关系。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MPG，以下简称“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亥姆霍兹联合会（HGF）作为德国科技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链上各司其职，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组织特征并取得显著成效。本研究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研究对象，从协同创新目标、合作机构、组织机制、出资方式、政府作用和合作成效等方面，分析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做法和经验，为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组织建设提供参考。
协同创新理论相关研究
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协同创新的思想也逐步兴起。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系统性地提出了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产生1+1＞2的协同效应。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彼得·格勒（Peter Gloor）最早给出协同创新的定义，即“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进行合作，实现共同的目标”。我国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创新主体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合理分工，通过创新要素有机配合，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集约性、学习性、有机性、自组包養织性等特征。
协同创新的组织方式具有多样性，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类并给出分类依据。例如，2004年，李焱焱等依据创新主体作用的差异，将产学研合作分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共同主导型4种模式：政府主导型又分为政府指令型和政府推动型2种形式；企业主导型包括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共建研究机构3种形式；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包括技术转让和专利出售等形式；共同主导型以利益为纽带，合作各方在平等地位下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2012年，鲁若愚等从创新主体合作的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合作划分成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内部一体化、共建基地、共建实体6种模式：技术转让的常见形式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出让技术，企业受让技术；委托研究是指企业作为委托方将研究任务委托给高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进行研究的一种行为；联合攻关的模式多以科研课题为载体、以课题组为依托，由产学研各方合作进行研究开发；内部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办企业，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将科研活动与现实经济相联系；共建基地和共建实体2种形式是指产学研各方共同投入，组建联合研发机构、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基地或研发实体。2015年，王章豹等根据协同创新组织层次和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项目式、共建式、实体式、联盟式和虚拟式5种组织模式：项目式包括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协同攻关3种形式；共建式的具体形式有共建研发基地、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共建高科技园区3种包養網形式；实体式分为以高校科技企业为典型的内部实体模式和产学研各方组建法人经济实体的外部实体模式2种形式；联盟式以产业技术联盟为代表，可分为行业性产业技术联盟、区域性产业技术联盟和跨行业跨地区产业技术联盟3种形式；虚拟式则是指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建立起的网络化虚拟组织形式，有产学研虚拟合作教育和虚拟研发平台等形式。
之前文献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核心地位，较少研究关注处于创新链不同环节的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本研究尝试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多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例，从创新链视角分析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德国科研体系及四大科研机构的定位
德国科研体系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3个板块组成。高校从事广泛的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是德国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科研力量，是国家战略性重点研究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企业主要开展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应用研究，是产品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在德国科研体系中，四大科研机构最具代表性，其是在二战后的建制化发展是德国科研实力快速复苏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德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定位上各有侧重，形成了分工明确、统筹互补的有机体系，共同造就了德国解决重大、复杂性科学挑战的主要阵地。
马普学会。马普学会成立于1948年，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创新，是德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科研机构，科研活动采用学术带头人（PI）制，约9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为发展面向企业需求的应用性科研而建立，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科研活动以委托科研为主，经费70%来自政府和企业委托的项目，30%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拥有众多研究实体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和生态等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亥姆霍兹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德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以国家中长期性科研任务目标为导向，借助大型设备和科研设施在健康、能源、地球与环境、关键技术、物质、航空航天与交通6个领域开展大科学研究，科研活动采用项目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日益复杂多样，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各自分工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通过建立创新效率更高的协同创新模式，实现智力上、方法上和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交流。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多样，按合作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分为项目型、集成型、战略联盟型、平台型和网络型共5种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是一种动态、可扩展、灵活的合作模式，其组织结构紧凑，参与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密切度高，管理快捷灵活，协同效率高效，合作研究项目聚焦具体科学问题。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发起的合作计划（图1）。
合作目的。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自2005年起利用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领域合作开发具有应用潜力的新技术，将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应用；通过2个或以上的马普学会下属研究所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合作完成项目，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科研目标，填补创新链中的缺口。
组织机制。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合作项目采用内部招标、内部竞争、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方式，合作项目期限为3—4年。项目采用多级评审机制，先由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各派出3位所长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出书面预选，之后邀请约5个项目组做项目陈述。马普学会主席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主席在评审委员会表决结果的基础上作出是否资助的最终决定，每年共批准2—4个新项目。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每年投入400多万欧元支持合作项目。
政府作用。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马普学会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在该公约框架内，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持续增加包括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内的非高校科研机构的预算，保障对非高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加强其在德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各科研机构在经费稳定增长的保障下承诺采取更多措施来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措施之一就是深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缩小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差距。
合作成效。合作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共投入约0.58亿欧元、资助项目55个。这些项目涵盖主题广泛，分布在生物技术、医学、微电子、催化研究、量子物理、信息通信、材料、能源等重要技术和具有经济意义的领域，实现了新型无稀土磁性材料、双梳光谱技术、阿秒级极紫外光脉冲激光器等技术创新。
集成型组织模式
集成型组织模式表现为一种集成化组织，这种集成是从整体及战略角度出发，打破以单一机构为主体的分散组织模式，将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要素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的是通过相互补充，使组织体的功能发生质的突变，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放大整体效应。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弗劳恩霍夫协会与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合作组建的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图2）。
合作目的。2017年，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11家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旗下的2家研究所共同制定并启动了跨地区的微电子与纳米电子研究项目——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其目的是通过跨区域合作方式将科研与应用、科研与加工、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在基础研究和客户特定的产品开发之间架起桥梁，向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新技术和覆盖完整创新链的一站式、高成熟度的解决方案，推动德国乃至欧洲的半导体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组织机制。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将2家机构共13个研究所的2 000多位科研人员以及技术研发设备统筹组织，研究重点集中在“硅基技术”“复合半导体”“异质整合”“设计、测试及可靠性”4个未来技术领域。此外，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通过“微波和太赫兹”“电力电子”“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的设计、制造和系统集成”“光电系统”“传感器系统”“微机电系统执行器”6个技术平台，整合从系统设计到测试的整个技术价值链上的相关能力，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在柏林设立了办事处，负责协调组织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业务活动和发展战略，办事处人员包括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负责人，4位技术领域经理负责规划技术领域的长期发展方向，若干项目经理负责联络产业界客户并对接应用性课题，以及一支传播团队负责宣传和市场营销。
政府作用。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是德国联邦政府在泛欧计划“欧盟共同利益重点项目”（IPCEI）框架下的配套举措，是两德统一以来德国政府对微电子研究的最大投资。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为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研发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资助总额约4亿欧元，其中，首批实验设备的更新和扩建约3.5亿欧元，弗劳恩霍夫协会获得约2.8亿欧元、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获得约0.7亿欧元。
合作成效。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作为欧洲最大的跨地区微电子研发联盟，是世界智能系统领域规模最大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团队，其在通信和传感技术领域对太赫兹技术的开发为德国成功实施“工业4.0”、数字化及解决资源效率等未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是一种战略性、松散的长期合作模式，由2个或2个以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组织组成。该组织模式强调合作各方作为统一整体，在选定的领域共同使用资源进行开发并占领市场，从而实现增强竞争优势、提升整体显示度的最终战略目标。该组织模式的典型案例是由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和亥姆霍兹联合会旗下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等科研机构联合多个德国著名大学共同发起的慕尼黑量子谷计划（图3）。
合作目的。2021年，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巴伐利亚科学院（BAdW）、慕尼黑工业大学（TUM）、慕尼黑大学（LMU）和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AU）共7家机构共同发起慕尼黑量子谷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使慕尼黑成为全球拥有最先进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地区之一，帮助德国在量子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组织机制。慕尼黑量子谷从研究、开发、人才3个方面深入探索量子科学和技术，具体措施包括：量子计算与技术中心承担建造和运行超导量子计算机、基于离子和原子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其中，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和光物理研究所在量子模拟器、光学晶格中的冷原子、里德伯原子、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多体物理方面以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为量子技术奠定基础；弗劳恩霍夫协会主要在量子计算的安全性、稳健性和优化3个领域开展与量子计算相关的软件问题研究，并接管了系统关键部件的工程、制造和系统集成化等工作，从软件和硬件2个方面全面参与慕尼黑量子谷；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在优化控制理论和量子算法方面发挥专业优势，针对不同的硬件系统和算法，对量子比特的优化控制进行数值优化，开发软硬件全栈式量子计算机。量子科技园为慕尼黑量子谷的研究与产品开发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马普学会半导体实验室与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微系统和固态技术研究所的基础设施要素将整合到量子科技园中，为量子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最先进的设施和设备。组织学术教育和产业界人员培训。马普学会的两个博士课程“马普量子科学与技术国际研究生院”和“马普光物理学国际研究生院”为博士生提供高水平的培训；马普学会科研成果转化机构马普创新有限公司和弗劳恩霍夫协会风险投资部开展针对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和咨询服务，提高科研人员的专利意识。慕尼黑量子谷建立了一套精简的组织管理结构，7家合作机构以“注册协会”的法律形式成立了慕尼黑量子谷注册协会（慕尼黑量子谷e.V.），负责指导和协调慕尼黑量子谷的工作，整合并分配资源。德国联邦政府、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工业界代表组成监事会，监督慕尼黑量子谷e.V.的工作。
政府作用。慕尼黑量子谷是巴伐利亚州发展量子科技的核心力量，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巴伐利亚高科技议程”框架下为慕尼黑量子谷提供了总计3亿欧元的资金。同时，慕尼黑量子谷作为德国联邦政府“未来计划”的一部分，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经济部0.8亿欧元的资助。此外，慕尼黑量子谷还与量子技术领域的企业合作，获得产业界的资助。
合作成效。慕尼黑量子谷在成立第1年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争取到了德国联邦政府经费用于实现量子计算机演示器和量子软件的应用。巴伐利亚州当地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和学术机构，包括国际科研机构和相关协会等，与慕尼黑量子谷开展合作的兴趣日益浓厚，如与慕尼黑量子谷设立人员间的合作交流项目等。此外，慕尼黑量子谷在创建跨学科生态系统方面也发挥了先锋作用，研究人员数量从成立之初的200位几乎翻了一倍。这是在全球量子技术研究剧增，难以招募研究人员背景下对慕尼黑量子谷内部及周围量子生态系统吸引力的认可。
平台型组织模式
平台型组织模式由一个牵头单位和多个合作伙伴共同构建，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动态的协同平台，通过平台的开放性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作，合作伙伴在平台构建发展的过程中有较强的流动性，平台上每个合作伙伴的优势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使平台释放巨大能量，共同创建“共创共赢”的生态。平台型组织模式通常采取“平台—子平台”的组织结构，根据业务分工设置不同的子平台，典型案例是2016年马普学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导发起的网络谷项目（图4）。
合作目的。网络谷由来自德国政府、科学界和工业界的12个合作成员共同参与，合作成员包括：巴登-符腾堡州政府（BaWü）；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协会、斯图加特大学（TU Stuttgart）、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U）；美国亚马逊公司（Amazon）、德国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BMW），致力于汽车概念及技术研发的工程技术服务的德国艾尔维公司（IAV）、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Benz）、德国保时捷公司（Porsche），从事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和能源及建筑技术等产业的德国博世公司（BOSCH），从事全球汽车行业零配件供应的德国采埃孚股份公司（ZF），其目的是创造研究和创业生态，打造德国“硅谷”。
组织机制。网络谷跨越斯图加特和图宾根2个城市，设置专业知识与人才、经济开发和社会影响3个子领域。在专业知识与人才领域，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和马普生物控制学研究所开展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行为和学习方面的基础研究；马普智能系统国际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研究生。弗劳恩霍夫学习系统进展中心作为基础研究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开展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关的研究，帮助中小企业应用现代人工智能的方法。网络谷在组织管理结构上设有全体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负责决策网络谷最根本、最首要的发展问题和战略利益，马普学会、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企业各占33.3%的选票。执行委员会负责网络谷正在执行中的项目，由全体大会选出的3名成员组成，这3名成员分别是马普学会代表、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大学代表、企业代表。
出资方式。网络谷由所有合作成员共同投资，第1阶段投资金额约1.65亿欧元。巴登—符腾堡州政府、马普学会、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负责出资建设新的研究大楼、教授席位、研究小组、研究生院和其他主要设施，其中巴登—符腾堡州政府作为最大资助者，提供了超过1.6亿欧元的资助，产业界合作成员在2018—2022年共为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研究小组提供了总计约750万欧元的支持并资助了2个基金教授席位。此外，网络谷还得到卡尔蔡司基金会等基金会的支持。
合作成效。网络谷是欧洲最大的人工智能研究组织，在整个德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相关排名中也名列前茅。网络谷自成立以来，合作成员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德国斯图加特—图宾根地区人工智能领域生态系统的繁荣与发展，网络谷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已然成为欧洲和全球机器学习、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与创新中心，其作为核心热点地区的势头日益明显。
网络型组织模式
网络型组织模式是组织结构最为松散的一种合作组织，它在组织形式上打破了机构和地区的界限，具有多边性和立体性的特点。结点是网络型组织的基本单元，具有决策能力并可独立完成任务，由组织成员构成。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联结关系构成整个组织。由于该模式的组织结构最为松散，因此网络型组织有国家的引导和长期资助以使其组织结构保持稳定，并有一套特定的协调管理体系。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德国联邦政府在2009—2012年间启动建立的6个跨地区、跨机构的健康研究中心，分别为德国癌症转化研究联盟（包養DKTK）、德国感染研究中心（DZIF）、德国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心（DZHK）、德国肺病研究中心（DZL）、德国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DZNE）和德国糖尿病研究中心（DZD），这些健康研究中心针对糖尿病、感染疾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肺病和心血管疾病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图5）。
合作目的。健康研究中心的合作成员来自大学和大学外的医学研究机构，合作成员的科学专业知识在医学创新链上呈现互补性，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常见疾病领域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创建国家卫生研究网络，提高研究质量，加快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医疗服务的转化过程。大学医学院和大学附属医院。作为健康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大学医学研究机构将科学研究、教学活动与医疗实践融合起来，并联合其他医院，以达到健康护理研究、公共卫生研究及临床试验所需的足够数量患者。德国联邦研究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等德国联邦研究机构在临床试验监管和公共卫生领域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作为健康研究中心重要合作成员，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从事与其定位相符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产业与应用的研究。马普学会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开展深入的基础研究，解决医学和临床工作中发现的科学问题；弗劳恩霍夫协会以医学应用为导向，通过创新医疗产品和医疗技术为医疗健康领域的各种问题开发现代化解决方案；亥姆霍兹联合会开展以疾病为导向的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与代谢疾病、感染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其诊断、治疗与预防进行分析和研究；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从生物差异性、环境影响、生活方式等研究方向出发，为探究人类健康奥秘作出贡献。
组织机制。健康研究中心以“工作组—工作站点”的双层结构开展科研活动，工作组分为科学工作组和临床工作组，合作成员通过加入工作组参与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地理空间上相邻的工作组又联合组成工作站点，共同完成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任务，每个健康研究中心的工作站点数量通常为5—9个。例如，德国感染研究中心联合了德国35家大学和大学外的医学研究机构，其合作成员数量在所有健康研究中心中最多，在新兴传染病、艾滋病、免疫受损宿主感染、结核病、肝炎等9个研究领域设立了共49个工作组，组成了汉堡—吕贝克—博尔斯特尔、汉诺威—布伦瑞克、波恩—科隆、吉森—马尔堡—朗恩、海德堡、图宾根、慕尼黑共7个工作站点。健康研究中心在组织管理上设有决策、管理、监督和决策咨询等部门，全体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合作成员通过全体大会决策健康研究中心研究战略、经费使用、人事任命等重大事项。
政府作用。健康研究中心是在“德国联邦政府健康研究框架计划”下建立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0∶10的分摊比例长期资助。每年德国联邦政府和13个州政府对健康研究中心的资助约为2.7亿欧元。
合作成效。健康研究中心将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成功地捆绑在一起，为加快研究成果向医疗服务的转化创造了最佳条件。2020年，由健康研究中心科学家主导的首个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的药物和一种新的心脏瓣膜技术在欧洲获得批准，为造福人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不同组织模式的差异与特点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形式多样，5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在结构特征、优劣势和适用场景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表1）。依据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可归纳为紧凑型和松散型2类。
项目型组织模式和集成型组织模式属于合作主体数量精简、组织紧密、结构精益的紧凑型。项目型组织模式具有合作行为交互性强、易实施、责权分明、运行管理灵活高效等优势，适用于组织研究聚焦、指向性强的具体科研问题，但项目型组织模式具有临时性和动态性特征，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集成型组织模式强调整体效应，具有融合性、集成性的特征，对核心组织要素进行重新整合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核心利益和关键行动，避免合作成员之间的利益纠纷和竞争矛盾，能够实现知识、技术、基础设施等全面共享，是谋求整体解决方案、提升整体竞争优势的最佳路径。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平台型组织模式和网络型组织模式属于范围广泛、合作主体多元的松散型。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强调合作行为的战略性和合作关系的长期性，着眼于长远利益，一般由多个主体联合发起，优势是能够实现资源共用和技术的相互传递，进而缩短研发周期，促进技术创新；平台型组织模式依附于一个有较强科研能力和领导力的机构，充分放大合作成员价值，组织形式的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但平台型组织模式的合作成员相对独立，表现出更高的自由度，因此调节成员之间的合作会有困难；网络型组织模式在跨领域、跨组织、跨区域的合作关系中表现出类似网状的特征，密集的多边联系是该组织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合作成员及知识的多元化和异质化适用于综合交叉程度强、规模大型的国家战略性科研攻关任务，由于网络型组织没有明显的核心，一般采用合作成员集体决策的方式决策组织的重要事项，强调合作成员达成共识，因此组织的决策效率相对较低。
启示与借鉴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科技博弈日趋复杂的形势下，集聚国家精锐科技力量，在重要战略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探索并建立更高效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是我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作为德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对我国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国立科研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等不同类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升协同创新成效，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引入增量资源推动协同创新发展。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及分工明晰，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使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恪守自身使命定位。2006年起，德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承诺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资助金额每年至少增加3%，同时也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提出了加包養網强协同合作的要求。增量资源的引入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间的合作联动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并为协同创新的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保障。我国应改变增量科技资源主要用于竞争性项目或新增研究单元的现状，在稳定已有科研机构使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配置增量资源鼓励科研机构开展协同创新，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创新优势互补的国家创新体系。
强化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全链条协同创新。多样化的创新主体为协同创新创造了必要的空间。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使命包養定位从前沿基础研究延伸至应用技术开发，覆盖创新全链条。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应充分发挥学科领域全、创新链条长的体系化、建制化优势，打破学科、领域、团队壁垒，主动对接创新链上下游的研究力量，发挥不同研究单元的差异化优势，加快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分可独立作战、聚可合力攻关的科研攻坚模式。
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主导的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网络。具有国家实验室性质的亥姆霍兹联合会在健康研究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协同攻关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引领和集聚作用。我国应在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跨区域、长周期、大投入的复杂重大科技协同攻关任务中，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作为建制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龙头牵引作用，集成各类创新资源的优势，形成具有强大整合效应、协同效应、辐射效应和放大效应的网络化协同模式，显著提升核心技术攻坚体系效能。
（作者：葛春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裴瑞敏、张秋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核心阅读
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切实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推动移风易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乡村治理如何群策群力，不断干出让群众认可的实绩？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德治润心聚力，“文化种子”在乡村生根发芽
【镜头】
“内外有别，老小有序。和善心正，处事必公……”周末清晨，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洪湖乡苏家村的苏氏老宅里，20多个孩子跟着村民志愿者王桂琴早读。
早读结束，王桂琴领着孩子们到村口的池塘边讲述村史村景：“咱们苏家村有独具特色的‘八景’，村里对八大遗存进行保护修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们的新模样。”
“苏家村是江西省文明村镇，去年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苏耀辉介绍，村里编制完成了15年的村庄总体规划，结合乡土特点，做好古村风貌的延续和传承。
包養網为留住村庄的“根”和“魂”，苏家村对苏氏老宅进行了翻修。老宅子地面上刻有10余首诗词，还有栩栩如生的动物雕刻以及仿古书桌……这里成为孩子们学习的快乐天地，也是村民们商议事项、节日聚会、文化演出的重要场所。
每逢周一、周四，村民苏黎书都会早早吃完晚饭，背起二胡赶往村里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等到队员聚齐，便开始排练越剧。
苏黎书介绍，这支老年民乐队有6个人，平时自己练，遇到村里组织活动就会登台表演。
“村里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等各类活动场地，全村有7支广场舞队，还有好几个村民‘歌星’，光是村里人就能拿出一台文艺晚会。乡亲们一起搞文体活动，乡村生活更加和美。”苏黎书说。
“为满足乡亲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我们全力推进乡村文化空间营造提升行动，构建15分钟乡村文化生活服务圈。”洪湖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丁剑说，乡亲们自编自导自演，将新生活、新变化编排成歌曲、短剧，唱身边事、演身边人，农民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角，“文化种子”在乡村生根发芽，德治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了人心、塑造了乡风。
【专家点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祖辉：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强化乡村治理中德治的润心聚力作用。近年来，一些地方搞的“村BA”“村超”“村晚”等很受欢迎，乡村文化建设结出新硕果。要推进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加大优质文化产品的供给，突出农耕农趣农味，多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乡村社会的优秀文化传统，有不少都是村民的行为方式和处事准则，能对乡村治理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这启示我们要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实施乡村文物保护工程，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更好发挥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着力解决乡村治理突出问题，推动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
【镜头】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星火村，白墙青瓦的特色民居错落有致，崭新宽敞的健身广场干净整洁，临街墙上大幅彩绘勾勒出朝鲜族特色民风民俗，前来赏景踏青的游客三五成群。
60多岁的星火村村民金东范说起这几年的变化，连连感叹，“村庄环境焕然一新，我们老年人出了不少力。”
星火村党支部书记崔哲俊介绍，为了涵养文明新风，结合朝鲜族尊老敬老的美德，村里成立了老年协会。“从春季栽树种花到冬季清理积雪，‘老会员们’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来，有了长辈们的榜样带动，全村男女老少个个干劲十足，纷纷为乡村建设出力。”崔哲俊说。
星火村老年协会还发挥监督管护作用，配合村两委开展环境整治监管，对于日常管护及整治不到包養平台推薦位的，及时提出批评意见，促进全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有效推进。有了老年协会的助力，星火村的环境发生美丽蝶变，乡亲们对移风易俗的态度有了转变。
金东范说，一直以来，朝鲜族都把长辈过寿当成隆重的节日。每次寿宴上都会准备打糕、糖果、泡菜、鸡、鱼等几十种食材，全村经常百余人参加宴席，热闹背后增加了不少开销。
“不给家人添负担、不给集体找麻烦，老年协会带头开展移风易俗，积极组织生日相近的老人共同过寿，村集体和老年协会帮助操办，统一宴请，还为老人准备祝寿红包，寿宴上大家不收礼金，简办新办在村里蔚然成风。”崔哲俊说。
星火村独居老人多，为独居老人腌制辣白菜，帮助打扫室内卫生，很多事都由老年协会服务团队负责帮办。哪家老人有了困难，老年协会都会上门帮助解决。老年协会已经成为星火村加强和创新基包養網心得层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有力助推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专家点评】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吕志奎：
乡村治理重在持续深化、成风化俗，工作中要找准着力点，扎实推进。一些地方聚焦农村矛盾纠纷、婚丧宴请大操大办、农村养老难等乡村治理重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方案，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要常态化、长效化开展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治理工作，采取健全红白理事会、开展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措施，推动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要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健全自下而上、农民参与包養網價格的移风易俗长效治理机制，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作为乡村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鼓励引导社会和公众参与乡村治理，以乡村善治的良好成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创新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镜头】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兴隆镇数字乡村指挥运营中心里，一面滚动着各类数据的“智慧大屏”格外醒目。“通过走访、摸排、定位、拍照传至系统，我们可以查看各村环境卫生情况，进行专题督办，公益岗环卫工人随即会进行整治。”兴隆镇村（社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樊宣宣说，镇里以山东省首批数字乡村试点乡镇建设为契机，搭建数字乡村信息服务平台，探索乡村治理的新方式、新方法。
打开数字乡村信息服务平台，兴隆镇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互联网为基础，以雪亮工程、天网工程等为抓手，打造全镇经济社会运行“一张图包養網”。点击“民情直通”填报反馈事项，系统实时派送至相关干部处理，处理后将办理结果推送给群众，形成了“群众点单—政府派单—干部接单”的治理新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有效举措。”兴隆镇党委书记韩新峰介绍，通过各类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智能分析，信息服务平台相当于乡村发展的“大脑”和“眼睛”，让乡村治理、民生服务数字化运营，可见可管可控。下一步，兴隆镇将继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实现对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的上“云”管理，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除了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在金乡，点点滴滴攒积分，人人参与促文明，积分制逐渐成为涵养良好家风、文明村风、淳朴民风的新载体。
走进羊山镇向阳新村村民满秋霞的家，一排排花草、果蔬把农家小院装扮得干净整洁。
作为村里的美丽庭院示范户，满秋霞家的庭院被评为“美丽庭院”，成了村民们学习的榜样，她也因此获得了10分的文明积分。“积分可到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向阳新村党支部书记杨耀发说，文明积分通过记录群众日常小事，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乡村文明行动，现在乡亲们之间“帮一把”“顺带手”蔚然成风，点滴善举汇聚成文明大账。
“积分制培养村民文明习惯，营造邻里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激发村民积极进取的内生动力。”金乡县文明办主任陶乃勇说，截至目前，全县13个镇街已设置积分超市64个，设立信用基金110万元，开展激励兑换5200余人次。
【专家点评】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杨东霞：
乡村全面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持续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要把传统治理资源和现代治理手段结合起来，创新推广清单制、积分制、接诉即办、“村民说事”等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不断扩大乡村治理方式覆盖面。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丰富拓展制度性治理方式，推动乡村治理能力水平迈上新台阶。
乡镇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加大乡镇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乡镇成为为农服务的重要一环，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管理服务向农村基层延伸，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为农民多提供“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随着全球工业的快速发展及产业格局的演变，世界各地产生了大量的工业污染场地。据统计，全球有超过500万个污染场地。这些污染场地不仅威胁着区域生态安全及人体健康，还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其进行污染管控和治理修复。
与普通规模的污染场地相比，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环境影响范围更广、社会关注度更高、环境可持续风险更大，已逐渐成为我国重大问题的新焦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工业污染场地的管控与修复。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制定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小樹屋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2021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9 491.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7%。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具有占地面积大、污染状况复杂、治理难度大等特征，这对场地治理修复的常用理论方法与技术装备都带来较大挑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基本概念，总结分析了这类场地的分布特征，阐述了管控修复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初步提出了对策与建议，以期为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管控与修复的学科发展及政府决策提供借鉴。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基本概念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历史沿革
国际上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由于工业迅速发展及对环境保护的忽视，造成许多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并遗留了大量工业污染场地，如德国鲁尔区、荷兰鹿特丹港、美国多诺拉镇等。20世纪70年代，美国拉夫运河毒地事件的爆发，促使美国于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该法案因其中的环保超级基金（Super Found）而闻名，通常又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案为美国政府提供了针对环境污染事故的紧急应对和修复的专项资金，成为国际上首个针对污染场地治理的立法。进入21世纪后，国际上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认识不断提高，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逐渐重视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工作。目前，关于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界定，部分国家和地区发布了相关文件，但至今仍无统一定义。美国环境保护署在21世纪初开始制定关于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政策，并将其定义为“任何危险废物场所，其调查和清理的总成本（不包括长期护理）等于或超过 5 000万美元”。欧洲污染场地网络（NICOLE）于2003年提出了“大型污染场地”的概念，但未提出明确定义。2004年，欧盟针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提出了WELCOME（water,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management at contaminated mega-sites）综合管理策略，以预防和降低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风险。我国生态环境部在发布的标准《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定义了污染场地的概念，但对于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未进一步明确定义。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定义和特征
基于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和科学调研，本文提出了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定义：具有较大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多个污染源、多种污染物的工业污染场地。这些场地污染是由工业活动、事故或废弃物处理等引起的，包括大型工厂、工业聚集区、军事场地、港口等类型。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主要特征如下：① 场地规模大。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且与周围环境有明确分界。由于国内外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占地面积暂无明确定义，本研究综合考虑污染规模、环境风险、处理应对的复杂程度、修复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将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归为大型复杂污染场地。② 具有独立污染源。场地内部有独立、多个污染源，且污染物类型多样、分布状况复杂、空间变异性强。③ 环境风险大。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是区域地下水、地表水和沉积物的长期潜在来源，对周边地区造成较大的生态和人体健康风险，但巨大的地块能转化为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具有较大转化和潜在利用价值。④治理难度大。修复治理投资巨大、周期长，需考虑多种介质、更大范围及更多利益相关方。
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分异特征
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分布范围广，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呈集群式分布（图1a）。总体呈现东部多于西部的趋势，南方与北方的数量大致相等。我国典型地理区域的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数量占比为：华东地区（28.15%）、华北地区（12.13%）、华中地区（11.66%）、西南地区（10.42%）、西北地区（7.15%）、东北地区（6.38%）和华南地区（5.44%）（图1b）。山东省的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数量最多（95个），其次为河北省（45个）和广东省（42个）。海南省和青海省内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数量很少，西藏自治区无大型复杂污染场地。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以制造业为主。主要行业类型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3.14%）、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14.3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0.33%）、汽车制造业（4.21%）（图1c），其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和华中地区（图1b）。化工、石油、钢铁等重工业具有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量大的特点，复杂的工艺流程要求布设多个大型生产设施，导致大规模占地面积和更严重的污染状况。
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是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发达地区通常具备大型工厂布局和建设的基础，即完善的产业布局、较大的人口密度和发达的工艺技术。同时，自然资源是化工、矿产、冶炼等资源型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例如，石油和煤炭加工业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内蒙古、陕西等石油和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
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管控修复面临的关键科技问题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污染源的精准识别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作为一个复杂地理系统，包含土壤、地下水、工业活动等多种要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耦合性、非线性、非平稳性等特点。污染物在各环境要素之间的行为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这为污染源的精准识别和精细刻画带来挑战。国内外学者在场地复合污染来源解析及刻画的研究中，多以受体模型、扩散模型、同位素示踪等作为主要研究手段。然而，这种由点及面的污染源识别结果不确定性较大，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精细化环境管理需求，与未来场地环境管理的精准化、实时化、智能化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具有“多污染来源、多介质共存、多时空演化”特点，对场地复合污染精准源解析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现有研究还应重点关注3个科学问题。①如何建立污染源与土壤污染物之间的“源-汇”定量关系，解耦多污染来源叠加，实现复合污染的精准溯源。②如何厘清场地多要素与污染分布的关联关系，解析多要素的交互耦合影响，揭示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污染分布的形成机制。③如何针对现有场地污染溯源技术不足，速度和精度无法满足移动监管需求的现状，耦合多种溯源技术，构建高精度复合污染溯源体系，提高溯源精度和智能诊断水平。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污染物的时空分异规律
相比于小型污染场地，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污染空间异质性强，对污染物运移扩散精准防控难度更高。污染格局分析的准确性将影响后续的风险诊断、修复决策和工程实施。因此，有必要顾及土壤污染物空间分布的“强异质性”“非平稳性”特征，在“稀疏偏性”土壤钻井样点条件下，提高污染刻画精度，科学认知污染的时空分异及演变规律。
由于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的土壤污染分布具有强异质性和非平稳性等特征，基于离散钻井样点和统计推断模型的污染空间刻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来说，仍需关注4个科技问题。①如何克服土壤钻孔数据的“稀疏偏性”，权衡昂贵的土壤钻孔调查成本与刻画准确度，科学布设采样点，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②如何基于有限钻孔数据，克服传统地统计学方法的平稳假设局限和过渡平滑的局限，精准刻画出场地中土壤-地下水多介质污染物空间分布。③如何结合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生产功能特点和水文地质特征，科学认知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复合污染的空间分异格局。④如何利用迁移数值模型、空间统计模型、人工智能模型等，模拟污染物的时空演变规律，实现污染空间变化的预测预警。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区域生态环境风险诊断
场地污染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决定了修复范围、治理成本和潜在风险。在污染场地开展修复治理前，需要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以量化场地污染风险，确定修复目标值及修复范围。与普通规模的污染场地相比，大型复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首先，大型复杂污染场地通常涉及更广泛的区域和更多的受影响方；其次，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可能存在更多种类、更高浓度和更长时间的污染物暴露。因此，需全面准确的评估生态环境风险，以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分享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先后建立了适用于本国的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和体系，并将风险管理理念应用于场地的修复治理。我国发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聚會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及相关研究大多借鉴了国外较为成熟的方法模型。近年来，部分研究意识到直接套用已有模型和参数对风险评估结果可信度的影响，在概念模型分析、评估模型对比、评估参数修正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内可能涉及多种生产功能类型和规划用地类型，因此，其风险评估还应考虑以下3个科学问题。①如何评估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及其周边区域不同功能区、不同深度之间的污染累积风险，构建科学的评估模型和方法。②如何考虑大型复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参数的时空变异性和非平稳性，获取精细化的风险评估参数。③如何考虑污染物在不同介质中的迁移转换规律、暴露途径和影响因素，准确评估环境风险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实现对环境风险的科学认知。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环境管控与修复治理的决策优化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是一项复杂、耗资、耗时的艰巨工程，科学制定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成本。场地修复决策经历了早期重视成本、重视可行性、重视风险3个阶段后，逐渐关注更多的因素，如技术性能、环境影响、土地规划、经济效益等，这使决策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在场地修复过程中引入决策支持工具，帮助决策者明确目标和权衡利益，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范围，优化资源配置和管理策略。
1971年，国外学者首次提出“决策支持系统”的概念。目前国际上应用广泛的修复决策系统包括美国的SMARTe、欧盟的REC和WELCOME、意大利的DESYRE等。修复决策系统根据框架构建方式可分为3类：①按照场地调查评估和管理的步骤构建；②按照数学建模的思想和方法构建；③针对某特定场地问题构建。
与普通规模的场地相比，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修复决策优化研究还需考虑大数据处理、多决策目标、不确定性管理、长期维持性、规模效应等问题。具体包括4个科学问题。①如何挖掘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的多源大数据，并以可视化和交互的方式呈现，以支撑场地修复决策。②如何解决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的多决策目标、多利益相关者的权衡和优化问题，寻求最佳决策方案。③如何满足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内部不同分区的修复需求和限制，制定适应性策略。④如何顾及大型复杂污染场時租空間地管理修复过程中的规模效应，实现资源的优化调配。
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思路与对策
在全球范围内，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修复治理一直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欧美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为我国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提供了宝贵启示。通过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下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修复治理的关键“三步曲”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应重点关注污染精细刻画与边界划定、基于风险的综合管理策略、修复工程实施与后期监管等方面。本研究提出适用于我国的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修复治理的关键“三步曲”（TSRTCM）。第一步，以大数据、多要素、多模型为原则开展调查评估与科学认知。综合运用场地多源大数据、场地多要素信息和多种方法模型，深入挖掘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数据信息，科学认知污染来源、迁移途径、分异特征、环境风险和扩散趋势，以支撑后续的修复策略及工程实施。第二步，以分区域、分时段、分类型为原则开展方案决策与技术筛选。基于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科学认知，耦合空间、时间、污染类型3个维度，实施分区、分时、分类治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模拟预测等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制定定性、定时、定位、定量的多维度综合修复治理策略。第三步，以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为原则开展工程实施与监测评价。通过建立土壤、地下水、大气等多介质的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手段，对修复工程实施的全过程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评估，保障全周期的修复效果和绿色可持续性。
调查评估与科舞蹈教室学认知——大数据、多要素、多模型
以大数据、多要素、多模型为原则开展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污染特征和风险的调查评估与科学认知。①针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要素众多、数据量大的特点，围绕场地多源大数据，综合遥感技术、采样调查、环境监测、历史记录等多种数据源，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与可视化平台，推动数据整合和标准化，实现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数据的综合管理和便捷查询。②基于生产活动、水文地质、污染浓度、敏感受体等场地内外部多要素信息，发掘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污染分布模式、扩散趋势、关联关系，科学认知污染来源、迁移途径、分异特征和风险预警。③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方法、空间统计模型、污染物迁移数值模型、多元统计模型等多种模型方法，定量评估污染物的扩散、迁移路径和分布特征，预测潜在的环境影响，为后续管控和修复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案决策与技术筛选——分区域、分时段、分类型
以分区域、分时段、分类型为原则开展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修复方案决策与技术筛选。①针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污染分布空间异质性强的特点，在空间上采用“分区治理”的修复策略，制定差异化修复方案，尽快释放无污染区和低风险区投入重新开发利用，将更多的修复资金投入到分享高风险区，促进修复资源的优化合理分配。②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在时间上采用“分时治理”的策略，在制定修复方案时综合考虑污染物在介质中的迁移扩散和自然衰减等机制机理，防止划定修复范围与实际污染状况之间的偏差，在污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衰减等低成本措施，促进环境和经济效益最大化。③大型复杂污染场地中污染物类型多样，应根据污染物的理化特征与污染程度，结合物理、生物、化学多修复技术手段，合理制定修复技术组合，实现修复效果最大化和绿色低碳化。④耦合空间、时间、污染类型3个维度，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模拟预测等技术手段，构建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制定定性、定时、定位、定量的多维度综合修复治理策略。
工程实施与监测评价——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
以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为原则开展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修复工程实施与监测评价。①针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占地面积大、污染土体深的特点，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监测体系。针对场地中土壤、地下水、地表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依托在线监测、定点取样分析和现场监测等多手段，加强施工过程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确保修复工程实施过程的可控性和效果评估的可靠性。②对修复治理工程进行全过程监测，跟踪修复效果的持续性和环境风险的变化，及时发现问题和风险，基于现场工程实施进展，采取“动态修复”的方式对修复方案进行调整和改进。③追踪开展修复后土地的可持续管理，建立长期监测方案和回顾机制，防范二次污染和污染反弹等问题，恢复修复后土壤的生产和生态功能，实现土地永续利用。④保障修复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性，优先应用高能效装备产品和低碳修复材料，重视工程实施中的土壤保护、绿色回收处理、可重新利用性、施工安全性，减少对土壤环境的二次破坏，降低环境负荷，提高资源循环利用。
结语
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管控与修复工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环境挑战之一，关系着经济建设、城市发展、环境安全。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防治、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等重要领域，这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发展倡议的积极响应，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管控与修复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我国应建立针对大型复杂污染场地的修复治理模式，以调查评估与科学认知、方案决策与技术筛选、工程实施与监测评价为着力点，推动大型复杂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精准化、信息化、智能化，为解决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全面建设美丽中国奠定良好的科学支撑和实践基础，助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作者：廖晓勇、侯艺璇、李尤、王天翼，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3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介绍我国水安全保障进展成效。
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水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深层瑜伽教室次变革
近年来，我国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水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深层次变革。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表示，在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经济社会各行业深度节水方面，我国全面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持续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节水制度政策逐步建立。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推进节约用水条例立法，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节水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累计建成1763个家教节水型社会达交流标县、145个节水型城市、2.1万个节水型工业企业。将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指标纳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的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指标体系。
节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累计推动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项目714项，吸引社会资本95亿元。23个省份出台“节水贷”金融产品，贷款金额超过2100亿元。大力推进节水技术转化推广，开展水效领跑者行动。
加快构建城乡一体、互联互通的国家水网体系
在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祥伟表示，水利部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加快国家水网建设。
加快形成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骨干输排水通道。南水北调东、中线建成以来，累计调水量超过698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1.76亿。2022年，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同时西线工程的前期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今年1月通水的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有力保障粤港澳大湾区3200万人口的供水安全。
积极推进国家水网重大结点工程建设。2022年以来，开工了黑龙江林海、重庆向阳、云南桃源、湖北姚家平、安徽凤凰山等20项大型水库，将在国家、区域、省级水网中起重要的调蓄作用；同时开工建设了江西大坳、广西大藤峡、安徽怀洪新河等13项大型灌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利基础。
统筹推进省市县级水网建设。目前，31个省份省级水网建设规划印发实施，水利部启动了省、市、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通过先导区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各层级水网建设，加快构建城九宮格乡一体、互联互通的国家水网体系。
有力保障粮食生产，推进河湖系统保护治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聚會。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司长陈明忠表示，在推进灌排体系建设方面，结合国家和地方水网工程建设，配套新建一大批大中型灌区，有力保障了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发展农业节水灌溉方面，开展灌区节水改造，实施东北节水增粮、华北节水压采、西北节水增效、南方节水减排等区域规模化节水灌溉行动，耕地灌溉亩均用水量由2014年的每亩402立方米下降到2022年的364立方米。
推进河湖系统保护治理，江河湖泊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刘伟平表示，河长制湖长制体系全面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120万名河湖长上岗履职。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断水百年之久的京杭大运河实现全线水流贯通，断流26年之久的永定河实现全年全线有水，白洋淀水域面积保持稳定。华北地下水超采治理区地下水水位显著回升，深层地下水人工回补扎实推进。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2万平方公里，越来越多的流域重现生机。
在水土保持方面，陈明忠介绍，近年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下降到262.76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72.56%。下一步，水利部将持续强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预防保护“控增量”、综合治理“减存量”、强化管理“提质量”，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协同发力，水利治理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刘伟平介绍，实施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节约用水条例通过国务院常务会审议，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落地见效。水利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加快建设。水价、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重点领域改革成效明显，财政资金、政府债券、金融信贷、社会资本共同发力的水利投融资格局初步形成。1對1教學
下一步，水利部门将加快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局长 金晴中:
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民生主题，大会新闻中心很高兴邀请到四位嘉宾出席今天的记者会，回答大家的提问，回应民生关切。四位嘉宾分别是：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先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女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先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王贺胜先生。谢谢。
现在，请直接开始提问。
2024-03-09 15:00:54
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教育部怀进鹏部长。今年新质生产力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大批的拔尖创新人才。所以，想请问教育部将采取怎样的举措来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呢？谢谢。
2024-03-09 15:09:12
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
谢谢您的提问。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现代化强国建设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现实意义和方法路径，并进一步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署。这就要求我们教育系统在构建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深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
首先，我很同意您的判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我们也都清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核心要素，基础和先导靠教育，通过教育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牵引源头创新的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拔尖人才，也需要服务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既需要科学家，还需要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以及大批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更需要一大批全面发展的、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高素质人才队伍是发展的巨大优势，我们常说人尽其才、行行出状元，我们期望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在实现“人人皆可成才”的现代化教育中，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夯实国家富强之基。
2024-03-09 15:09:27
怀进鹏:
大家都知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拔尖创新人才是促进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能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这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去瑜伽教室年年底毛入学率超过了60%，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应该说，量的短板已经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正处于人口红利加速转向人才红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建成教育强国、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也需要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上、在人才的自主培养能力上发力，这也是满足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才需求的关键一招、破题之举。
如何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结合人才成长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把这个“国之大者”转化为教育的实际行动，确实考验我们的研究和实践能力。我理解，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中，要从发现、选拔、培养和评价全过程中来理解和推进。要在不同学段中实现全过程的人才培养，因此我认为要从打牢基础做起。这就要求我们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夯实基础教育基点，通过在基础教育中推进探究实践的科学教育，把科技工作者、科学家请进校园，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养成良好的科学习惯，掌握科学的方法。同时，通过实践的教育和培养，来更好激发中小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
2024-03-09 15:09:51
怀进鹏: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基础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构建学段衔接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体系。同时，我们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将科技发展趋势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来优化设置学科专业，更好地深化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和人才评价机制的优化，不断激发人才发展创新的潜质，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中，我们将推动高校分类特色发展，建立分类评价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现代化需要各方面人才，需要各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所以分类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是应对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的必然要求。同时，我们鼓励高校各展其优势特色，发挥其人才培养的优势，对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围绕国家经济社会急需的人才，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等方面加强人才培养。同时，面向人民健康培养卓越医师，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人才的培养。我们将推动更好的科教结合、产教融合，协同各方力量来推进发展。我们将围绕国家重点布局，突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通过多方协作来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在人才培养中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我们会加大对高校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在学术生涯起步阶段就开始长周期、高强度、稳定支持，允许试错、宽容失败，让青年人才敢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产生重要的原创性、颠覆性成果。在人才培养上，我们坚守一条，要不断地下硬功夫、笨功夫，不走捷径、不取巧，愿意啃硬骨头，坚持人才长期培养的目标。同时，我们将布局区域技术创新中心，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牵引，特别提倡“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在实战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人才培养既是民生，更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我们有信心，将会坚定不移地走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让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涌现出来，为培养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和先导力量。
谢谢。
2024-03-09 15:16:25
中国日报记者:
关于就业的问题，我想提给王晓萍部长。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请问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下一步在稳就业方面将采取哪些举措？谢谢。
2024-03-09 15:30:2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王晓萍:
感谢你的提问。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国的就业怎么看、怎么干。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就业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生活，也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稳定和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过去一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就业局势持续改善，保持总体稳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44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300万人，实现了预期目标，为增进民生福祉、稳定社会预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今年的情况看，就业市场开局良好，企业开工复产、农民工返岗流动平稳有序，求职招聘活跃度上升。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专业人才需求旺盛，康养护理、住宿餐饮、文化旅游等服务业需求走高，小微企业招聘需求明显增加，技术技能岗位需求快速上升。就业市场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当前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巩固增强，服务消费潜能的加速释放，也折射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从走势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的支撑，做好就业工作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对保持就业局势持续稳定有信心、有底气。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仍待破解，部分劳动者就业面临一些困难问题，稳就业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关于今年的就业工作，政府工作报告作出了部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认真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全力以赴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重点是从五个方面来发力：
第一个方面是全力稳定就业岗位。稳岗位是稳就业的基础。过去一年，我们实施了系列稳就业政策，各级各类资金支持就业创业超过了3000亿元。今年，我们将延续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政策，落实和完善稳岗返还、专项贷款、就业和社保补贴等政策，更好释放政策红利。
第二个方面是全力拓宽就业渠道。我们将加强对就业容量大的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的支持，大力培育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绿色经济等就业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加大担保贷款、税费减免、场地安排等扶持力度，释放创业带动就业潜力。同时，完善灵活就业服务保障措施，充分发挥6900多家零工市场供需对接作用，支持劳动者多渠道灵活就业。
第三个方面是全力提升就业技能。这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之举。近年来，政府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1800万人次，有效增加了技能劳动者供给。我们将深入推进技能中国行动，聚焦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养老照护等重点领域需求，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第四个方面是全力优化就业服务。就业服务是促进供需对接的重要措施。今年以来，“春风行动”累计举办招聘会3.2万场，同比增加20%；发出专车、专列、包机2.6万辆（次），点对点输送劳动者88万人次。我们将趁热打铁，继续组织更多面向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招聘活动，保持市场热度不减。推广“大数据+铁脚板”的服务模式，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精准的就业服务。
第五个方面是全力保障重点群体。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79万人，我们将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拓宽市场化渠道，稳定公共岗位规模，优化全周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对残疾人等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会同相关部门，强化人力资源市场规范发展，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良好的就业环境。谢谢。
2024-03-09 15:30:45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倪部长。今年的政府报告提出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请问为什么要稳步？有哪些措施？谢谢。
2024-03-09 15:45:0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倪虹:
谢谢您的提问。城市更新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城市更新的目的，就是让城市更宜居、更韧性、更智慧，让人民群众生活在城市里能够更舒心、更安心、更幸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稳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对于“稳步”，我的体会就是把握好今年政府工作的总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如何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任务，我想有两个方面。
在理念上，有两点。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各项具体工作扎扎实实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二是尊重历史、尊重规律、尊重科学，从实际出发，想明白、干实在，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在行动上，也是两点。一是抓体检，把问题找准，城市和人一样，也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为了健康需要体检，城市为了健康也需要体检，怎么去体检？坚持两个导向。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从住房开始，到小区，到社区，到城区，去查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二是坚持目标导向，去查找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体检找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城市更新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是抓重点，解决问题。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民生工程，报告提出推动解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停车等难题，加强无障碍、适老化设施建设。我们打算今年再改造5万个老旧小区，建设一批完整的社区。
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通报一下去年的情况，去年全国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有6.6万个，完成投资2.6万亿元，这当中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惠及2200多万居民；加装电梯3.6万部，增设停车位85万个，养老托育等社区服务设施2.1万个；改造燃气等各类管道约10万公里；建设口袋公园“4100多个、绿道5300多公里，拓展了草坪开放空间1.1万公顷。“小切口”改善“大民生”。这些工作每一件都很不容易，加装电梯，统一居民的意见不容易，增加停车位、找到合适的地方也不容易，很多问题都是两难甚至多难。但再难，只要群众需要，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干，干一个成一个，群众受益一个。解决这些难题，我们中华民族有传统美德，邻里相亲、守望相助，我们要发扬这种美德，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支持，共同把民生的实事一件一件办好。
第二个是“里子”工程。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城市地下管网，今年我们继续加大城市的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改造力度，今年再改造10万公里以上。地下管网，既是城市建设的“里子”工程，更是“良心”工程。我们希望，各地用心用力去做，保证高质量。
第三是安全工程。报告提出要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我理解，宜居、韧性、智慧，都离不开安全这个根本。今年，重点抓两件事：一是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就是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的供水、排水、燃气、供热、桥梁、管廊等各类设施进行实时监测，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效提升城市安全运行保障能力。二是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今年再启动100个城市、1000个以上易涝积水点治理。
万事干为先，我们将坚决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把城市更新行动稳步实施好，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谢谢。
2024-03-09 15:45:2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我的这个问题提给国家疾控局的王局长。疾控工作和人民健康福祉是息息相关的，围绕着疾控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您能否谈一下疾控体系的建设有哪些新的变化？下一步为人民健康如何发挥更好的作用？谢谢。
2024-03-09 15:50:18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 王贺胜:
谢谢您的提问。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感谢媒体朋友对疾控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疾控体系的建设，作出了改革完善疾控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国家疾控局成立以来，坚决贯彻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提请国务院审议通过了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坚持和加强党对疾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系统重塑、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具体来说，实现了五个“更加”。
一是监测预警更加灵敏。从健全制度机制、拓展监测渠道、规范评估预警、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建立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拓展形成了哨点医院监测、病毒变异监测、城市污水监测等10个子系统，强化了部门间信息通报和数据共享，为提前预判疫情流行态势，提早部署、有效应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二是应急处置更加有效。已在全国建成了20支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不管哪个地方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能第一时间派出国家队支援。比如，去年12月甘肃积石山地震发生后，甘肃和青海承建的3支国家队就立即赶到了灾区，协助和指导开展临时安置点的环境消杀、传染病监测、风险评估、饮用水监测等工作，助力实现灾后无大疫。我们还将新建5支国家队，并且在全国所有市、县建设基层应急小分队，进一步提高传染病应对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三是技术手段更加先进。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果和信息技术，提升防控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从5天缩短到了4个小时。国家层面建立了72小时内快速鉴定300种病原体的技术体系，所有省级和90%的市级疾控中心都具备了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的能力。我们还建立了全国电话流调系统，启用“95120”专用流调号码，有效提升了流调工作的效率。
四是综合监督更加有力。持续加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建设，提高基层执法信息化水平，推进实现智能化监管，不断提升监督执法能力。开展了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对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等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去年，全国累计开展了监督检查430万次，及时查处违法行为，有效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益。
五是科普宣教更加接地气。持续开展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结合公众关心的传染病防控、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重要节假日疾病防控等热点话题，及时主动发布指引指南和健康提示，组织专家宣传解读，有效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努力营造群防群控的良好社会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快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筑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切实为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谢谢。
2024-03-09 15:50:36
工人日报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王晓萍部长。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请问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哪些举措？谢谢。
2024-03-09 15:51:23
王晓萍:
感谢您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视。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超过了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了6000万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适应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的数字型、创新型、复合型的高技能人才仍然稀缺，钳工、焊工、养老护理员等一线技工普遍短缺，人才培养需要更好适应市场变化和产业的需求。
对技能人才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今年两会下团组的时候，总书记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政府工作报告对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也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一体推进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工作，加快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一是服务产业发展。就是要围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发展急需，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增强技能潜力和匹配度，促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如，我们将组织开展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育，在智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等领域，夯实人才基础。我们将实施技能强企行动和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康养服务等领域，培育引领产业发展的高技能人才。同时，集中资源和力量，建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能大师之家，搭建技艺传承和展示交流平台。
二是创新培养方式。就是要遵循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与行业企业的良性互动机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依托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总结提升工学一体、校企双制办学模式，全面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形成技能发展生态链，紧密对接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就像是一些地方在实践探索中总结的，学完一门课，就可以掌握一项技能；学完一个专业，就能胜任岗位需要。
三是畅通发展通道。就是要搭建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逐步改变技能人才发展的独木桥、天花板困境，增强年轻人学技能、进工厂的意愿。推动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全面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拓展技能人才成长空间。扩大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领域，畅通技能人才多元化成长通道。推动区域性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
四是营造良好环境。就是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技小樹屋能人才发展的良好生态。加大荣誉引领力度，持续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奖励。组织开展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激发全社会关注技能、学习技能、崇尚技能的热情。去年，我们在天津举办了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比赛项目涵盖了75%的国民经济行业门类，带动各地、各行业数十万人参加了培训竞赛选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今年，我国将参加在法国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还将举办一系列全国性、行业性职九宮格业技能竞赛活动，也请大家多关注、多宣传、多报道。
谢谢！
2024-03-09 15:51:49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我的问题想要提给倪虹部长。倪部长您好，我们注意到社会各方面都十分地关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想要请问住建部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推动构建新模式呢？谢谢。
2024-03-09 16:02:51
倪虹:
谢谢你的提问。党中央提出，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我想这是破解房地产发展难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的治本之策。如何构建，我体会有三点：
第一，在理念上。要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政府保障基本住房需求、市场满足多层次多样化住房需求，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住上好房子。
第二，在机制上。我想有两点，一是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新机制，也就是说从要素资源科学配置入手，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抓手就是指导各地编制好住房发展规划。二是完善房屋从开发建设到维护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这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在供给方面，要改革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在使用方面，要加快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房屋保险等专项制度。
第三，在实施上。有两个重点，一是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中村改造。这既是利民之举，又是发展之计，也是转型之策。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完善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重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重大改革，重点是拓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城市韧性的重大举措，重点是平时用得着，关键时刻能用得上。城中村改造，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重点是要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改善居住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去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三个文件，今年重点就是抓开工建设、抓质量安全，尽快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二是下力气建设好房子。住房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让人民群众住上好房子。什么是好房子？不同面积、不同价位都有不同的好房子。我们将引导建筑师精心设计好户型，鼓励企业研发好产品、好材料、好设备，我们也希望能够多行业跨界协同，合力建造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好房子，让群众能够住得健康、用得安全方便。
在新模式下，我希望现在的房地产企业看到，今后拼的是高质量，拼的是新科技，拼的是好服务。谁能抓住机遇、转型发展，谁能为群众建设好房子、提供好服务，谁就能有市场，谁就能有发展，谁就能有未来。谢谢。
2024-03-09 16:03:02
中国精神文明网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教育部怀部长。今年我国将开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请问教育部将采取什么措施来落实这个行动？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谢谢。
2024-03-09 16:11:20
怀进鹏: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首先，我向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报告一组数据和基本情况，中国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到目前为止，全国一共有中小学幼儿园48.79万所，在校学生2.3亿人，教师1610万人，每个孩子后面都站着好几位家长，可以说基础教育办得好不好，关系着亿万家庭的幸福，这是大民生，所以您直接关注到了教育的重要问题，非常难得。
中国基础教育办得怎么样？我们用了大概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在世界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是第一个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基础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基础教育各学段的普及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OECD经合组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去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次大会同意在中国上海举办STEM教育研究所，STEM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数理化农医，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首次设立的一类研究所，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对中国在人才培养、理工农医、STEM教育方面取得成就的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我国基础教育正在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迫切“上好学”的愿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我理解，所谓“扩优提质”，就是要把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提得更高，把优质教育资源的“蛋糕”做得更大，让整个教育的发展成果和人才培养的能力更多、更公平地惠及适龄儿童和青少年，真正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根本性转变。具体怎么实现，我想我从五个方面向各位作个报告。
一是结构布局要扩优提质。就是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要适应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建立县域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变化监测和报告机制，更好更合理地优化城乡两头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断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能力，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加强县域普通高中的建设，着力扩大高中阶段教育的资源，让更多的孩子能在“家门口”上到“好学校”。
2024-03-09 16:11:38
怀进鹏:
二是学位供给要扩优提质。就是进一步增加优质学位，我们将进一步持续改善中西部地区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和办学能力的提高，同时推进“四个一批”：高起点新建一批、优质学校扩招一批、集团化办学提升一批、城乡结对帮扶一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促进新优质学校增长，提升薄弱学校办学质量，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办学质量的差距，努力使群众认可的“好学時租會議校”越来越多。
三是培养能力要扩优提质。就是进一步落实“五育并举”，我们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优质教材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大力开展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保障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和充足的课间活动，注重劳动习惯养成，采取务实管用的举措着力解决小眼镜、小胖墩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加快实现校内减负提质增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四是教师队伍要扩优提质。前一段时间，我们开展了“教育家精神”巡回演讲，广西北海幼儿园的一位老师范徽丽，她是“全国最美教师”，她在谈“教育家精神”理解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依靠有爱的温度的高水平教师队伍。我们会继续加强“国培计划”，加强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培训，大力实施“国优计划”，通过“双一流”大学来加强中小学教师培养，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持续巩固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吸引优秀人才长期从教。我们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引导教师成长为有情怀、有水平、有温度的好老师、大先生，用自己的行为示范做好学生的引路人，让孩子们在学校能够感受到更美好的成长陪伴。教育强国建设，教师队伍是其中必答之题，我们要不断厚植尊师重教的社会文化，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五是合作育人要扩优提质。就是进一步加强家校社协同，我们常说家庭是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社会是孩子成长的大学校、大熔炉，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育人的合力，孩子们才能拥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我们期望与家长一道，共同树立科学的教育观、成才观，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我们希望与社会合作，把更多优质的社会育人资源提供给孩子，同时让不良信息、不良行为远离未成年人。我们要合理引导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本事、积极面对现实，让孩子们在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快乐成长。我们需要学校与家庭、与社会来共同守护和关爱我们的未来，共同推进基础教育更高质量的发展。
谢谢。
2024-03-09 16:11:59
南方周末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王贺胜局长。大家对艾滋病、结核病、肝炎等传染病的防控问题都很关心，请问目前我国在遏制这些重大传染病、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情况如何？谢谢。
2024-03-09 16:27:34
王贺胜:
谢谢您的提问。传染病防控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疾控系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疾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推动传染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一批”。
一是消除了一批。继消灭天花、消除丝虫病、脊髓灰质炎、新生儿破伤风之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2021年我国又消除了疟疾，结束了这一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重点传染病肆虐千年的历史，在我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中国疟疾感染病例由1940年的3000万减少至零，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二是控制了一批。目前，艾滋病、结核病、乙肝、丙肝、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都得到有效控制。艾滋病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基本阻断，母婴传播和注射吸毒传播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成功率达到95%以上，每年新报告感染者数、感染者病死率均呈下降趋势，我国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水平。结核病的发病率稳步下降，成功治疗率保持在了90%以上，死亡率降至发达国家水平。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者数大幅减少，通过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普及乙肝疫苗接种，五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感染率控制在1%以下，保护了数以千万的儿童免于感染。
三是降低了一批。麻疹、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的多种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比如，近年我国每年报告五六百例麻疹病例，这在全球处于极低流行水平。包虫病、蛔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疫情也明显下降，全面迈向控制或消除的新阶段。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新发突发传染病发生风险仍然持续存在，巩固传染病防控成效的任务仍然艰巨，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继续做好重点传染病防控”。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不断总结经验，完善防控体系，优化防控策略，巩固提升防控成效，最大程度降低传染病对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谢谢。
2024-03-09 16:28:20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王晓萍部长。人社共享空間领域公共服务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不仅事项多，频次也很密。我想请问部长，在实施“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方面有哪些考虑？谢谢。
2024-03-09 16:28:40
王晓萍:
感谢您的提问。人社部门是重要的民生部门，工作桩桩件件都要和群众见面对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提升人社公共服务效能，是保障惠民政策落实落地的重要基础，也有利于增强群众办事的便捷度、满意度和获得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提高政务服务水平。人社部门将聚焦群众办事急需，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为群众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
一是整合资源畅通服务渠道。为了让群众办事少跑腿，我们集成服务窗口，制定人社公共服务标准，明确事项清单，规范办理流程，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企业群众诉求“一线应答”。拓展便民服务圈，借助银行、邮局、社区等，推动服务下沉，方便企业群众就近办、多点办需求。丰富上门办、免申即办等服务模式，积极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等个性化需求，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二是提质扩容优化办事体验。为了推进跨区域、跨领域事项办理，我们深入实施人社服务快办行动，推进“清事项、减材料、压时限”，已取消人社领域65%的证明材料，还将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实施补贴政策直补快办，制度化规范化推行告知承诺制，让办事环节更简、流程更优。大力推行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依托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等平台，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人事等领域，我们已开通40项跨省通办事项，还将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全程网办”，地方事项“省内通办”，实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三是数字赋能打造智慧服务。为更大程度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最大限度利企便民，我们全面实施数字人社建设行动，加快构建一体化信息平台、数字化应用场景、智能化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的关联事项“智能联办”，惠企便民政策精准直达。比如，我们建设全国统一的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政策找人”、“人岗匹配”的精准服务，夯实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基础。再比如，我们加快社保数字化转型，开展“数据找人”信息比对，推动政策“免申即享”，将各类群体广泛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这里，我再介绍一下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社会保障卡是政府民生服务的基础性载体，目前全国98%的人都有社保卡，9.7亿人还领用了电子社保卡。2023年电子社保卡全年服务151亿人次。社保卡承载的服务，涵盖了政务服务、就医购药、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实做细社保卡居民服务应用，推出更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持续深化省级“一卡通”，大力推进区域“一卡通”，逐步实现全国“一卡通”，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便捷更广泛的社保卡服务。
总之，我们将一件接着一件办，让人社服务有速度有温度，让老百姓更暖心更安心。
谢谢。
2024-03-09 16:29:00
香港星岛日报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怀进鹏部长。我们注意到，今年初中国召开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取得了良好的反响，您发表了“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的主旨演讲，提出了用数字之光开启希望之门的愿景。请问下一步数字教育将采取哪些重点的举措呢？谢谢。
2024-03-09 17:04:09
怀进鹏:
谢谢这位香港记者朋友，也感谢您对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关注。这个会议是当前世界数字教育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一个合作的舞台。数字教育属于数字中国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提供更加优质教育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我们全力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先后三年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来研究、开发和汇聚高质量、多类型、体系化的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建成不打烊、全天候、“超市式”的公共服务平台。
大家应该都记得，在疫情期间，为了能够保证孩子们的成长，享受不间断的教育，我们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在线教育教学的实践，真正推进实现“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有力地保障了在特殊情况下，在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中保持教育的连续性，让孩子们的成长和受教育尽量不被疫情影响。疫情转段后，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世界教育变革和演进的趋势，为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我们专门组织来自科技界、产业界和教育界等不同方面和地区的专家，包括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来共同研究和思考在这样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下，在面向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该如何发展，更好拓展数字化应用的场景和服务范围。
我曾经长期从事信息科技工作，也在教育系统工作了很多年。我理解，数字教育不仅是我们的技术平台和工具平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受益，能够配合和支持教师们更高质量地备课和教师的成长提高。同时，我们期望通过这样的平台，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更好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在家、在校生活当中对学习的感受，这有利于学校提高育人、管理及治理能力。我们也期望它成为一个世界交流的平台。应对数字经济和数字发展，我们的学生既需要具备数字素养、科技素养，也需要国际交流合作的能力。在这样的努力下，我们看到，优质课堂“时空”交叠处处可见，优质课程跨越山海时时可及，正在变成我们教育的现实。现在中小学的孩子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去听专家、院士关于科学课、实验课的内容，以便开拓他们的视野。职业学校的学生们能够随时在虚拟教室完成他的实践操作课程，甚至用远程的仪器设备来辅助学习。中西部地区的孩子们足不出户就能品鉴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暑期教师研修”专题让身处各地的老师们，能够便捷地开展教研合作，这使得我们对大中小幼提供不同学段的培训成为现实和可能。同时我们还建立老年大学，专门为老年人设置读书版块，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这也是我们有力推进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一个重要平台。同时，刚才王部长特别讲大学生就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还提供公共服务，大概每年有1/3的大学生就业是通过这个平台来完成和雇主单位的对接，包括在应聘过程当中的交流和访谈。我们已经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打造成为了国家教育的精品资源平台和面向学生、教师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去年10月去宁夏西海固地区的一所学校，当时他们正在上课，我看到在西海固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与北京的一所学校“同上一堂课”，一个老师在北京讲，这边的老师作辅导。大家上同一堂课、学同一个内容，针对同一个问题来共同讨论回答。我们推进数字教育，就是期望推动教育均衡和能力提升，通过数字化来改变、改善、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用一根根网线去消弭数字鸿沟，用一块块屏幕去链接不同的课堂。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要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教育就不是我们常说的选修课，而是必修课，它不仅有意义，而且确实有实效。
我们在一起讨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时候常常讲，建设这个平台，要有一种情怀，要把它建成“离不开才叫真本事，用得好才是硬道理”。所以，我们以“应用为王”来建设这个平台，就是让学生离不开、用得上，让老师离不开、用得上，我们体会这就是最大的民生，是更好的以人民为中心来发展教育。我们在进一步推动这个平台建设当中，首先要做强教育资源，扩大教育资源的优质供给，让理工农医、STEM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这些优质课程资源能够为全社会提供。同时，我们做大应用示范，扩大全国应用的覆盖面，让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孩子都能有自己个性化的教育平台。今年会加大选择一些应用急需、条件具备的地方来建设示范应用平台。同时向中西部、向边远地区加大国家资源整合，支持、指导所在地、所在学校来构建这样的平台，真正让孩子们、让学校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个性化的学习方式，能够更好地因材施教，让学校提高治理能力。
2024-03-09 17:04:33
怀进鹏:
同时，我们还要做优公共服务资源，搭建学习型系统，实现终身教育的数字平台。说到这里，今年两会当中还有一个热议的话题，也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工智能与教育。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对我们教育系统来说，人工智能是把“金钥匙”，它不仅影响未来的教育，也影响教育的未来，这里有机遇也有挑战。我认为要想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积极拥抱科技与产业的变革，主动拥抱智能时代。未来，我们将致力于培养一大批具备数字素养的教师，加强我们在教师队伍的建设，把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教育教学和管理全过程、全环节，来研究它的有效性、适应性，让青年一代更加主动地学，让教师更加创造性地教。同时，我们会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学科专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提升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加快平台建设。
我们还要加大关注数字教育之下人工智能伦理、隐私保护等的规范性，来引导好、建设好我们的平台，积极参加世界关于人工智能与教育、与伦理相互关系的规则制定。我们的宗旨是让人人有更好的机会，顺应数字时代、迎接智能时代，享受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加强中国智慧教育平台的智能化发展，推进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和开放交流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最后，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教育的开放性。中国的教育是开放的，数字教育更是开放的，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教育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数字教育的合作开放。目前，中国的智慧教育平台已经上线国际版，覆盖多种语言，可以向全世界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时，中国的智慧教育平台去年还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信息化领域的最高奖，这也表明中国智慧教育平台的有效性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许多国家主动表示，希望和中国合作推进数字教育在其本国更好的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数字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的STEM教育研究所，来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多边平台、双边交流、加强为世界提供人才培养的优质资源等方面作出中国的努力，作出更好的回答。简要地说，未来的智慧教育平台，第一，就是要进一步加强优质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叫作集成化。第二，抓住智能化发展的空间，我们叫作智能化。第三，要推进国际化。用简单的术语，叫Integrated、Intelligent、International，简称为“3I”，中文谐音叫“爱教育”。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迎接教育变革发展，实现人才培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我们更希望这扇大门打开就不断地前行、不断地开放，不断实现更高质量的教育，回馈社会，回馈中国和世界。
谢谢您的提问。
2024-03-09 17:04:58
澳门澳广视记者:
我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疾病防控的。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X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发出警告，说新的变异体和流行病的暴发“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是否会暴发的问题”。请问该如何防范“X疾病”可能带给我们的危害呢？谢谢。
2024-03-09 17:22:21
王贺胜:
谢谢这位澳门记者的提问。国际社会对“X疾病”高度关注，所谓“X疾病”，并不代表某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由未知病原体引发可能导致全球大流行的會議室出租传染病。“X疾病”最主要的特点是“高致命、传染快、易变异”，它的发生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很难对“X疾病”的病原体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来进行预测。各国专家普遍认为，受全球气候加速变化、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病原跨物种传播频繁发生等因素共享會議室影响，由“X疾病”引发全球大流行的风险在持续增加。
虽然“X疾病”的发生很难避免，但由此引发的大流行是可以防范和应对的。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底线思维，认真总结借鉴新冠疫情的防控经验，会同相关部门提前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准备工作的确定性，来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不确定性。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坚持依法防控，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平急转换的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体系，强化传染病风险评估，提升早发现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队伍演练，做好相关物资储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四是建立健全科学防控体系，加大科研投入，推进传染病大流行的前瞻性研究，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五是建立健全群防群控体系，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和基层治理机制，广泛开展科普宣教，全面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和疾病防控能力水平。
传染病流行没有国界，防范应对全球传染病大流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携手同行。我们将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小樹屋推动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大流行条约》缔结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订，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谢谢。
2024-03-09 17:22:39
新华社记者:
我想请问住建部的倪虹部长。《政府工作报告》对优化房地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请问住建部将如何抓好落实？谢谢。
2024-03-09 17:22:53
倪虹:
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都很关心，借此机会，对大家关心房地产、关心住建部的工作表示感谢。
2023年，面对个别房企资金链断裂、房地产市场调整等风险挑战，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认房不用认贷”、降低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税费优惠等，指导地方政府因城施策、精准施策、一城一策，抓好保交楼工作，实现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对于房地产市场，我们不能光看短期，还要看中长期。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整转型，稳定市场任务依然艰巨。但是，从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看，从全国城镇住房存量的更新改造需求看，房地产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我们相信，只要坚定信心，尊重规律，坚持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能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关于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所部署的任务，我们将聚焦稳市场、防风险、促转型这三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稳市场，城市政府要用好调控自主权。房地产是不动产，上海的房子、广州的房子不可能搬到北京，来满足北京人的住房需求。所以说房地产市场是以城市为单元的市场，各城市供求关系有很大差别。我们强调要因城施策、精准施策、一城一策，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已经充分赋予了城市调控自主权，城市政府就要扛起责任，要根据人口情况、供需情况以及保障需求，编制好、实施好住房发展规划，因城施策优化房地产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
第二，防风险，一视同仁支持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当前，房地产的难点是资金。我们在调研中看到，好的企业有困难项目，困难企业也有好的项目。为此，我们会同金融监管总局指导地方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按照“一项目一方案”提出项目“白名单”，一视同仁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目前，全国31个省份312个城市建立了这个机制，上报的“白名单”项目达到了6000多个。在这些项目中，82.8%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项目。截至2月底，商业银行已经审批贷款超过2000亿元。
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经营能力的房企，要按照法治化、市场化的原则，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对于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坚决依法查处，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三，促转型，让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上海新时代城市建设者之家时强调，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要让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总书记深厚的为民、爱民情怀，让我们深受教育。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一手抓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手抓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供给，以“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等多样化、多元化方式，着力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和农民工等住房问题，让他们能够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去奋斗。谢谢。
2024-03-09 17:23:22
金晴中:
谢谢。媒体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嘉宾，谢谢大家。
2024-03-09 17:23:44
中新网4月9日电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8時租日，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的法官驳回了前总统特朗普要求紧急推迟“封口费”案刑事审判的请求，该案定私密空間于下周正式开审。
据报道，特朗普的律师辩称，“基于审前的偏见性宣传，现在无法选出一个公正的陪审团”，因此需要停止审判。
纽约州上诉法庭法官利兹贝斯·冈萨雷斯当地时间8日在裁决中拒绝了该请家教場地求，但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不过，冈萨雷斯的裁决只影响特朗普提出的延期请求，不影响他提出的变更审判地点动议。
与此同时時租場地，特朗普的律师还在对抗法官胡安·莫钦上个月对他下达的有限禁言令，上诉法院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日对此进行听证。
特朗普的律师认为，禁言令违反宪法，而且受围绕此案的相关宣传的影响，陪审团的选择无法公平进行。律师方時租會議面在上个月的一份法庭文件中曾指出，由于审前宣传，纽约郡的曼哈顿“对特朗普有压倒性的偏见”，因此要求推迟审判。
对此，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文件中回应称，“鉴于纽约郡的庞大规模，被告声称在超过一百万人中找到十几名公正、公平的陪审团员，以及替补陪小樹屋审团员，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这一说法是荒谬的。”
此前报道，“封口费”案指的是特朗普涉嫌在2016年总统选举前，挪用竞选经费，并伪造商业记录向女明星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的刑事案件。根据已公开的起诉书，特朗普面临34项与“封口费”案调查有关的重罪指控。特朗普方面否认所有不当行为。该案定于2024年4月15日开始审理。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受到刑事起诉的前总统。目前，他身陷多起刑事诉讼，包括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九宮格结果案、“密件风波”案等。
▲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在操场上举行活动。（受访单位供图）
▲9月1日下午，第二十九中学小学部的学生们在生活老师的陪伴下搭乘校车回家。本报记者郎兵兵摄
▲9月1日，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小学部的学生面对镜头微笑。本报记者郎兵兵摄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虽紧邻城市，但农村面积超过85%。近些年，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生源持续减少，乡村教育面临严重空心化和资源浪费。2020年，兰州市七里河区根据实际，将26所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进行资源整合，与城市的51所学校组建为数个教育集团，探索区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办学，试图破解乡村教育的窘境。
“同学一下变多了，学习氛围浓厚了”
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坐落在山沟里，离城区仅有十几公里远，但比城区的学校更宽敞，学生们在功能室排练着非洲鼓、学习版画；教学楼墙面上贴着学生外出研学游的照片，记录了在兰州音乐厅、博物馆、与奥运冠军见面等精彩瞬间。
三年级时，付明锋来到这所学校就读，刚开学第一周就收获了惊喜。“我第一次上了体育课、社团课和心理课。”这些“第一次”让他对“上学”有了新认识和期待。
学校没整合之前，付明锋在袁家湾小学就学，“经常一个人走山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这样。”他说自己不害怕新环境，最害怕的是没有同学陪伴。“老师比同学多，音乐美术体育都是主课老师教，语文很难考及格。”
2020年，七里河区探索将26所农村中小学和教学点进行资源整合，与城区51所优质学校组建为10个教育集团。付明锋周边的7所农村小学、教学点的200多名学生被集中到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就读。
优质师资共享是城乡教育资源整合的关键。七里河区实施了教育集团内教师城乡双向柔性流动的政策，通过优质师资的交流示范，实现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教师从“守学生”到“教学生”。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副校长林婷婷说，教学点的教师大多都是年包養網轻的特岗教师，孤立、闭塞的环境不利于他们教学能力的提升，很多教师逐渐懈怠，积极性下降，变为日复一日地“守学生”。
整合后，学校为每个学科配齐了专职老师，升级了操场、食堂等硬件设施。林婷婷说，这些教师在大团队的影响下，精神面貌变得自信，眼界也不断开阔，逐渐有了超越自我的竞争意识。
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语文教师周瑾发挥自身特长，分小组展开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教社团里的学生学陶艺、学绘画。“许多曾经不能实现的想法都有了体现，教学更加专注。”
如今，这里的教学氛围和校园风貌已非常接近城市学校。学校翻修一新，不仅为宿舍、教学楼粉刷了墙面，还在操场铺设了草坪。
“同学变多了，老师更专业了，学习氛围一下子就有了。”转学后，付明锋变得爱看书，成绩提升很快，“教室后墙书架上摆满了书！每周都有阅读课，写完作业也能看。一天最多的时候能看两个小时，三国、水浒、西游都看过一遍！对这些书太爱不释手了！”
“学校像个‘家’”，来回坐校车
所谓后山，翻过山，进了沟就叫后山，娃儿要上学基本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当地村民指着远处的高山，这样描述着孩子上学的艰辛。
王官营中心校校长杨学义说，教学点的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陪伴，由爷爷、奶奶隔代抚养。孤立的教学点、枯燥乏味的学习使他们无法参与正常的集体生活，在遇到生人时不敢直视和主动打招呼。
在城乡一体化教育改革背景下，整合校为这部分学生提供了公寓。“寄宿制不是一刀切，可以灵活调整。”兰州市七里河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王伟福表示：“低年级学生父母可以接送回家，早饭在学校吃，中午吃住也在学校，晚上接回家，我们提倡家长尽可能地多参与孩子的教育。”
今年12岁的鲁作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从小和爷爷一起生活的他渴望结交更多朋友，参与集体生活，但之前仅有21个学生的邵家洼小学根本无法实现。2020年，鲁作旺所在小学附近所有“萎缩”小学的学生都转到了交通便利的宋家沟小学，鲁作旺入住了学校的学生公寓。
再次见到鲁作旺时，他的身边多了朋友的陪包養伴。篮球场上他带球突破、上篮，与队友击掌、欢呼。阳光的照射下，他的脸庞微微泛红，笑得灿烂。
宋家沟小学校长朱弋说，为了照顾好学生的生活，学校将整合后多出的师资聘为公寓的生活老师，在给学生生活和情感陪伴的同时，注重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李加东是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的宿管主任，除了寄宿管理，他还负责跟车每周接送孩子们。“每到周五放学，四辆校车将沿着五条优化线路，把学生们一一交到家长的手里。虽耗时较多，但不能耽误亲人的相聚。”
这里山大沟深，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校车会面临行路难的窘况。生活老师臧绪玲说：“2021年一冬日降雪，大雪封山，道路湿滑，有一条线路的学生们周末没法乘车回家，生活老师们决定集体留下来加班，陪着孩子们度过周末。”
臧绪玲曾是四年级学生鲁金斌在窎岭小学的数学老师。她说，三年前鲁金斌刚转学，头发比较长，不敢抬头看人。来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臧绪玲就带着他去理发、洗脸、洗衣服……
现在，鲁金斌和姐姐鲁金玲、妹妹鲁金玉一起，在兰州市第二十九中学就读。
转变是一天天慢慢发生的。如今鲁金斌看见老师不躲了。有一天在思想品德课上，鲁金斌开始“调皮捣蛋”。臧绪玲笑着说：“我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挺欣慰的，说明孩子们慢慢融入了大家庭。”
期盼更多孩子健康成长
“以学生为本，以乡土为根。”兰州市七里河区教育局局长王炜说：“集中办学后，我们紧扣‘乡村振兴’，发挥乡村教育的优势，将课后服务与乡土文化相融合。”
七里河区黄峪镇的王官营中心校管理的村小从2014年的21个整合成目前的4个。下午4点，下课铃声一响，王官营小学的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操场。大家迅速排好队，左手持鼓，右手执鞭，孩子们时而跳打、时而举打，伴随体艺老师有节奏的哨子声，动作起落有度，鼓声铿锵响亮。
王官营中心校校长杨学义说，2020包養網年，学校探索将教育与当地风土人情充分融合，引入学校课后服务，利用乡村的资源，邀请专家学者和民间艺人走进课堂，同时突破农村的限制，体艺老师会将这些传统艺术改编成适合小学生学习传承的表演形式，教孩子们太平鼓、狮子舞、武术操……
王官营小学五年级学生田歆玥练习兰州太平鼓已有一段时间。“以前，每当村里响起太平鼓声，我和小伙伴们都会跑去看热闹。自己上手才发觉并没有那么好学。太平鼓花样很多，打一会儿就满头大汗。”
学校体艺教师毛玺平说：“孩子们自从打上兰州太平鼓，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更加乐观自信了，身体素质也得到提高。孩子们对乡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对于乡村孩子来说，他们有更多的潜力亟待发掘。兰州市教育局局长南战军表示，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要照顾到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让他们享受到有质量又有温度的教育。
王炜介绍，在教育资源整合过程中，按家长诉求和就学意愿，就近分流学生400多名，交流调配师资146名。现在每年可节省教育支出约900万元，将节约资金投入到乡村教育更需要的地方。
现在，七里河区每年向农村学校投入专项资金对整合资源的农村学校进行了品质提升建设。“班班通”、智慧黑板、数字化录播教室等先进教育器材的配备，使所有农村学校实现了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乡村教育的振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此模式能坚持下去仍需多方发力：如优质资源是否持续流向乡村、绕山行走的校车安全如何加强……这一系列问题仍需探索、实践、破题。兰州市七里河区委书记芮文刚说：“但是‘把每一位学生放在心上’是我们的共同理念。我们将继续为乡村孩子提供优质、温暖的教育环境，期盼更多学子成为乡村振兴的人才。”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白丽萍 任延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