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2024 年 4 月

◇202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指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持战略定力，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西藏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引领，加强生态功能区保护，推动生态科研取得突破性进展，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充分释放美丽西藏建设生态红利。

◇2023年底，西藏全区7市（地）空气环境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9%以上，沙尘天气大幅减少；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安全稳定，西包養網價格藏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西藏建立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超过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全区国土面积的50%以上。

◇我国正在推进“三极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大科学计划，聚焦人类共同命运，构建三极科学研究共同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效维护重点野生动物核心分布区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种子或植物活体开展实验，最终返回原生地栽培，保护好生物多样性。”

◇“桃花节”自2002年起举办至今，名气越来越大，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如今，嘎拉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

◇目前，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碳汇总量为每年1.62亿吨，占全国生态系统碳汇的8%至16%，今后这一比例还将增加。

这里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空气质量与北极地区相当，土壤环境总体处于自然本底状态。

这里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最高的树在这里茁壮生长，藏羚羊、黑颈鹤、雪豹、孟加拉虎等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里也是生态脆弱区、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生态环境一旦破坏，修复难度非常大。

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之称，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202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指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持战略定力，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推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特殊的生态，得到特殊的关注和保护。2021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案》。2023年4月，习近平主席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我们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高度，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努力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更高水平的保护，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说。

从颁布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到成立西藏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再到完善执法流程等一系列机制，西藏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引领，加强生态功能区保护，推动生态科研取得突破性进展，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充分释放美丽西藏建设生态红利。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地球第三极”的山水间，各族干部群众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西藏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具有特殊的生态地位和价值，在我国以至全球生态安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自然环境看，西藏自然生态先天敏感而脆弱，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青藏高原暖湿化迹象明显，生态安全隐患和自然灾害风险随之不断增加。

“西藏深刻认识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抓手，努力构筑生态系统功能稳定、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生态安全风险可包養控、人民群众认可满意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新格局。”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李桑说。

保护敏感脆弱生态环境，把牢底线红线。西藏划定并严守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的国土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近年来，西藏颁布施行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为把牢生态底线红线提供强大法治支撑。

保护脆弱敏感生态环境，实行特殊机制。西藏建立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将超过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全区国土面积的50%以上。

目前，西藏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总面积41.22万平方公里，林地、草地、湿地、水域等生态功能较强的地类增加到108.11万平方公里；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唐北区域），加强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等中国江河源头的保护与修复；羌塘、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高黎贡山、雅鲁藏布大峡谷等典型区域纳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推动西藏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保护脆弱敏感生态环境，推进重大工程。南山公园位于拉萨河南岸，是俯瞰拉萨城区的绝佳观景点。“近十年，我多次到拉萨旅游，每次来感受都不一样。之前南北山光秃秃的，朋友说这是因为西藏高寒缺氧种不出树。现在来南山，看到栈道两旁都是树，变化真大！”来自广州的游客黄先生说。

在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西藏实施绿化工程，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2021年，西藏规模最大的营造林建设工程——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到2030年，工程将完成营造林206.7万亩；建设完成后年均可新增储水约4980万吨，年均固碳量22.91万吨，年生态价值14.85亿元。

“两江四河”造林绿化工程、退化湿地保护修复、天然林保护、草原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防沙治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西藏陆续实施一系列重大生态项目，累计已投入127亿元。

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一系列举措，为雪域高原带来水清、草绿、天蓝。

2023年底，西藏全区7市（地）空气环境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99%以上，沙尘天气大幅减少；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安全稳定，西藏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以生态科研支撑生态保护

青藏高原对全国、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气候变化影响深远。全面推进第二次青藏科考，建设科学研究基地平台，推动成果转化……西藏持续以生态科研为生态保护提供坚实支撑，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2023年10月1日，18名科考队员成功登顶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标志着我国具有开展极高海拔登顶科考的体系化能力和建制化队伍，实现战略上的拓展。2022年和2023年两次“巅峰使命”珠峰科考，创造多项世界纪录。

这些登顶活动，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次科考深入分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与机理，在国际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前沿领域产出一批原创性理论成果，参与编制《西藏生态文明高地规划》，发布《西藏高原环境变化科学评估》等权威科学报告，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制定。

“将科考成果融入国际组织和计划发展战略，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我们正为此不懈奋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姚檀栋表示。

加强科学研究基地平台建设，进一步夯实青藏高原生态科研基础。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是目前国内唯一专门从事青藏高原综合科学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介绍，该所已在青藏高原上部署10个野外观测台站（中心），其中纳木错高寒湖泊与环境、珠穆朗玛特殊大气过程与环境变化、那曲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站成为国家级野外台站。

据了解，在青藏高原所发起成立的“第三极环境”“泛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的基础上，我国正在推进“三极环境与气候变化”国际大科学计划，聚焦人类共同命运，构建三极科学研究共同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

科研成果持续助力生态保护。高原典型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技术研究突破退化草地植被恢复关键技术，获得10项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建成拉萨地球系统多维网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示范工程，提出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的系统方案；查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变化和碳汇功能，服务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优化和碳中和国家目标……近年来，西藏持续在气候变化影响、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研究，一批创新成果在服务高原生态保护上的效应逐渐显现。

以高原垃圾处理技术为例，科学家研究形成高原固废生物质低碳化能量利用技术体系，有效降低固废处理成本约15%，环境污染减排大于75%，相关成果已推广至青海等地，实现经济效益近3亿元。

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

2024年1月26日，科研人员在墨脱县境内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在海拔4415米高度拍摄到金猫活动影像，成为迄今为止金猫在全球的最高分布海拔。

“金猫是濒危物种，能在西藏墨脱见到实属罕见。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是全球金猫色型最丰富和复杂的地区之一，目前监测记录到的金猫至少有六种色型。”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说，这说明墨脱的生物多样性环境不断向好。

西藏地区气候十分独特——自东南向西北，由暖热湿润向寒冷干旱呈递次过渡；自然生态由森林、灌丛、草甸、草原到荒漠呈带状更迭。特殊的地域环境孕育了独特的生物群落，集中分布着许多特有的珍稀野生动植物，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然乐园。

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资源管理处处长张宏介绍，截至2023年底，西藏自治区已记录的野生植物共9600多种，含苔藓植物700余种，维管束植物（蕨类和种子植物)7489种，中国特有植物2760种，西藏特有植物1075种；各类珍稀濒危保护野生植物383种，各类珍稀濒危保护野生植物383种，陆生脊椎动物1072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219种，绝大多数保护物种种群数量恢复性增长明显。

为更好保护西藏生物多样性，国家公园建设保驾护航。作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框架中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主体，正在创建的羌塘国家公园护佑着包養世界上最大的藏羚羊迁徙繁殖种群。同样正在创建的珠峰国家公园，被誉为喜马拉雅山地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基因库。“国家公园的建设，有效维护重点野生动物核心分布区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吴维说。

近年来，西藏持续开展“绿盾”“候鸟二号”“天保二号”“春雷”“绿卫”等一系列专项执法检查行动。雪域高原涌现出一批“珠峰守护者”“护林员”“守渔人”等生态卫士。他们跋涉在高原之上，穿梭于原始森林之间，守护着野生动植物原始栖息地。

2023年11月，西藏自治区藏羚羊保护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在拉萨市曲水县动物园正式挂牌成立。此后，一只由曲水县动物园救助的雪豹在羌塘无人区被放归自然，标志着首个青藏高原特色的救护功能区和科研服务平台正式运行，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种质，是生命延续和种族繁衍的基础。西藏加快建设种质资源库，为独特的高原生命“延年益寿”。

2017年，西藏首家种质资源库投入运行。“我们的工作，就是利用种子或植物活体开展实验，最终返回原生地栽培，保护好生物多样性。”西藏自治区种质资源库主任文雪梅介绍。目前，西藏自治区种质资源库共有植物种子库、DNA库、微生物库、动物库、昆虫库等8个分库，能够满足西藏各类生物种质资源的长期、完整入库保存要求。

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藏野驴（资料照片）。晋美多吉摄/本刊

绿色发展共享生态红利

湍急的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一路奔流，与美丽的尼洋河邂逅于“雪域江南”的林芝，形成了雅尼国家湿地公园。

58岁的白玛乔是西藏林芝市巴宜区立定村村民，也是雅尼湿地45名管护员之一。修补围栏、阻止不文明行为、捡拾垃圾……他每天要围着雅尼湿地走上半天。

随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湿地公园建设推进，放下牧鞭的村民有的从事生态旅游业，有的发展起藏鸡养殖场、生态果园等产业，每年还能收到国家发放的生态补偿资金。

雅尼湿地变迁，见证了西藏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好生态环境，走上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红利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阿里地区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罗布，指着一张拍摄于20年前的狮泉河镇照片给记者看：“当时这儿风沙很大，下乡一趟回来，房前的沙子堆得比门槛还高。”

深埋、浅露、勤浇水……针对地理环境特点，阿里地区科学探索植树造林经验。经过干部群众持续努力，狮泉河防沙治沙工程实现造林5.3万亩，植树885万株，种草6100亩，狮泉河两岸的茫茫荒原上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变化不仅发生在狮泉河。那曲市示范推广植树200余亩，结束了当地“种不活一棵树”的历史；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波密、琼结、江达等11个县市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今日西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原生态文化持续发展。

良好生态更多惠及民生。西藏林芝市嘎拉村被称为西藏“桃花第一村”。3月时节，桃花盛开，这个小村庄换上粉色新装，浸润在一片花海之中。当地的“桃花节”自2002年起举办至今，名气越来越大，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如今，嘎拉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万元。

西藏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越来越多老百姓享受到生态红利。2023年，西藏共接待游客5500万人次，实现收入650亿元，旅游接待人次和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西藏着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从极度缺电到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从产能方式单一到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发电“齐上阵”。截至2023年底，西藏电力装机容量达到75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包養91.44%。青藏、川藏、藏中、阿里四条“电力天路”纵横南北，主网覆盖全区74个县市区近330万人。西包養網藏全区人民彻底告别了无电历史，还源源不断地向区外省市输送清洁绿电91亿千瓦时。

“西藏自治区整体已经实现碳中和，可为国家双碳目标作出更大贡献。”姚檀栋说，目前，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碳汇总量为每年1.62亿吨，占全国生态系统碳汇的8%至16%，今后这一比例还将增加。

这是马利村平整后的足球场（1月20日摄，九宮格无人机照片）。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马利镇平均海拔约3700米，念青唐古拉山与他念他翁山环绕境内，怒江穿行其间。“马利镇第七届‘迎新杯’足球赛”在该镇马利村一座简易球场上展开。

“虽然还是尘土飞扬，但比以前已经好了不少。”嘎玛群美说。十年前，这里还是一块布满乱石的荒地。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嘎玛群美便组织周边喜欢足球的孩子平整土地，插上木棍作球门，成为九宮格这座家教場地球场的雏形。

如今，嘎玛群美从西藏民族大学体育专业毕业，回乡成为了一名小学体育老講座师。喜欢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多，家长也都希望有一座宽阔平整的球场供孩子们运动。于是，已为人父的嘎玛群美与村里的其他爸爸们带头翻新场地，组织球赛。筹措经费、购买物料、平整球场、修理设施……在爸爸们的带动下，几乎全村人時租場地都参与进来建设球场。终于，今年比赛如期在翻新后的球场举行，吸引了周边12小樹屋支队伍参加。村民们品尝着酥油茶和风干肉，席地观赛，共迎藏历新年，一场乡村球赛成为这座藏东小镇的“世界杯”。

時租

目前，西藏全部74个县（区）都已拥有足球场，标准足球场的建设也在向基层乡镇拓展，仅洛隆县就有5人制、7人制和11人制足球场共6座，并计划新建、改造三个乡镇足球场。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马利村的爸爸们就能看到孩子们在家门口的绿茵场上驰骋。

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 摄

  
時租空間

中新网3月6日电 综合美媒报道，当地时间5日晚，美国人工智共享空間能公司“共享會議室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公布了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几封电子邮件，对马斯克近日的指控展开反击。

据报道，OpenAI在5日晚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马斯克从未兑现其承诺，即承诺为 OpenAI提供资金。

OpenAI还表示，它没有偏离其使命，并将驳回马斯克的所有主张。该公司指出，其技术已广泛应用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同时该公司将继续致力于产品的安全性。

根据曝光的电子邮件，马斯克曾在2015年11月22日给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发信息表示，该公司需要筹集远不止1亿美元的時租場地资金，才能“避免听起来毫无希望”。报道称，马斯克曾提出10亿美元的融资承诺，并表示他将承担未筹集到的资金。

此外，在2018年2月1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马斯克曾告诉公司高管，OpenAI的唯一出路是被特斯拉收购。2018年12月，马斯克又向奥尔特曼和其他高管发送电子邮件表示，“如果执行力和资源没有发生巨大变化”，OpenAI将不会发挥作用。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指出，尚未独立验证OpenAI所公布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其中一些邮件可能存在部分删减。

此前报道称，马斯克于当地时间2024年2月29日在旧金山高等法院起诉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等人，称其为了利润而非“人类的利益”开发人工智能，并要求该公司共享技术。

诉讼文件还说，从2016年到2020年，马斯克为OpenAI出资超过4400万美元，并在公司舞蹈場地成立之初的办公场地租赁以及人才招募方面提供了支持。如果没有其参与和支持，OpenAI“极有可能九宮格永远无法起步”。

马斯克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警告人工智能发展过快講座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生存威胁，人工智能的开发需暂缓九宮格，该行业需加强监管。2023年7月，马斯克宣布成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xAI。当年11月，他宣布xAI推出首款人工智能模型Grok。

美国VOX网站1月9日文章，原题：为何仍有那么多孩子旷课 当美国的学校在新冠疫情高峰后重新开放，数百万学生并没有返校。一些最新旷课数据显示，疫情对学生出勤率产生惊人影响。

在疫情前的2015—2016学年，约730万学生“长期旷课”，这意味着他们在一个学年中至少旷课3周。当时美国有5033万K-12（幼儿园至高中）学生。疫情后，旷课学生人包養網数几乎包養網排名翻了一番。

“这反映出激励孩子上学的良好学习条件受到侵蚀”，帮助各州解决长期旷课问题的团体Attendance Works创始人赫蒂·张说，“这表明孩子在身心方面都感觉学校不健康、不安全。归属感、联系和支持都对营造良好学习氛围至关重要。”尽管该话题越来越受关注，但长期旷课并非新鲜事，只是直到最近才被视为“隐性教育危机”。得包養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助理教授约书亚·蔡尔兹说：“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并非因疫情而突然出现。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解决。从历史上看，它主要影响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

有证据表明，旷课会导致成绩下降并影响学生个人和整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前景。出勤包養網率低会影响孩子在三年级结束时能否熟练阅读；到六年级时，长期旷课预示着学生可能会从高中辍学。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托马斯·迪伊发现，低收入学生以及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旷课率增幅更大。

从许多方面来看，疫情对教育造成严重破坏，因为几乎所有背景的学生都受到影响。在出勤率方面，疫情扰乱上学习惯，加剧长期旷课的老问题并带来新问题。Attendance Works认为，旷课原因分为四类：“障碍”“厌恶学校”“不投入”和“对上学目的的误解”。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现，年轻人在疫情后出现更大程度的焦虑和抑郁。2023年8月至9月对1000多名高中生进行的调查显示，除恶劣天气外，焦虑是他们旷课的首要原因。校园欺凌可能迫使孩子待在家里。研包養究发现，当学生发现课堂枯燥、缺乏挑战性或无法在文化上作出反应时，他们也可能远离学校。

研究人员表示，教育领域存在许多危机，关键是不要忽视取得的进步。康涅狄格州教育厅顾问卡里·沙利文·卡斯特说：“我们有能力扭转这种状况，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我们会坚持下去，保持积极心态并集中精力取得成功。”（作者法比奥拉·齐纳斯，丁玎译）

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车该充电了，林兴在脑子里做起了“算术题”。平时，他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区，这两天回到老家泰顺县雅阳镇看望父母。老家的房子没有院子，也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给车充电由此成了难题。

“县里有充电站，但我从镇上去县里要跑近60公里，没开到那里车就得趴窝；省道上有快速充电桩，但距离近的也在十几公里外，来回跑20来公里，就为了充一个多小时的电，总有种白充了的感觉……”林兴决定放弃以上两个选项，把目光投向镇上仅有的几个交流充电桩。但这种充电桩俗称“慢充桩”，林兴算了下，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给车充满电。“只能把车开过去充一晚，第二天再开回来了。”但他在地图上一查，发现这个方案也不算省事：车在充电，人得回家，来回还没法靠步行，他得拜托朋友接送自己。

“以后但凡出远门，我肯定只开油车。”吃一堑长一智，林兴更加理解为什么镇上和村里的一些朋友不愿买新能源车了。可他又不甘心地想：这两年眼看市里充电桩多了起来，未来在乡村充电会不会也越来越方便？

但这个未来多久能来？作为我国超2000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背后的一名普通消费者，林兴并不清楚，他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浙江省杭州市，杜国伟的手里倒是握着一张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乡村地区将累计建成不少于9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少于2万个，全省车桩比达到1.5:1，这意味着平均每三辆新能源车能有两个充电桩。

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项数据来自他参与制定的《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方案于去年7月17日出台，可被视为浙江省对去年5月17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和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响应。

“其实去年4月份，省领导就给发改委布置了相关工作，要求对浙江省乡村地区充电桩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我们发了上万份调查问卷，联合交通运输、住建、农业农村等相关厅局，面向各市县政府、充电桩企业、新能源车企开了三场座谈会，就是为了了解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杜国伟说。

调研之后，浙江省发改委发现，截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共建成公共充电桩近8.4万个，其中乡村公共充电桩占比极低，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只有1%-1.5%，而经杜国伟他们计算，充电桩要想盈利，利用率需达到8%以上。在座谈会上，一些新能源车企和充电桩企业代表更是直接面露难色。“乡村地区这么差的利用率，你说让我们去投资，我们收不回成本，也很为难。”有代表说。

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40%，但是农村包養網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还不足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换电分会、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仝宗旗表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在谈及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对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时，奇瑞绿能总经理秦伟说：“应该占到了70%-80%。”

但问题是，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这其实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杜国伟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乡村新能源车少，在乡村安充电桩赚不了钱。但一旦车多了，充电桩自然会建起来；同样，要是桩多了，车自然也会多起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去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意见：加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按照科学布局、适度超前、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网络……释放的信号正是先把乡村地区的充电桩建起来。

可以说，有没有“桩等车”的信念，是充电桩下乡要过的第一道关。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它决定了大家在政策上敢定多大的目标，愿意拿出多有力的举措，能提供多系统细致的指导。毕竟，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在纸面上完成“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每个乡（镇）象征性地立一根公共充电桩就行，但那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于整根链条上的相关方来说，它则意味着，有多少人愿意在一件短期大概率看不到回报的事上掏口袋、出力气、下功夫、动脑筋。

而一旦下定了决心，所有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在乡村地区，哪里需要充电桩？需要多少充电桩？

为什么车找不到桩？桩等不到车？

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充电桩下乡”之前，浙江智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继光已经带着自家公司生产的充电桩“下乡”近3年了。

“做商业肯定需要提前布局，等所有的友商都发现了农村是个很好的市场，我们再来布局，那时候就迟了嘛！”秦继光坦率地说。

“新能源车在城市能够发展起来，在农村未来肯定也有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农村市场肯定是可以做的，只是什么时间做的问题。”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点出现在2021年3月份，他们在分析城市充电桩充电数据时发现，快速增加的充电量中，有农村新能源车和频繁往返于城乡的网约新能源车的贡献。

“我们想，在他们经过的主要道路或者中心村，这些地方可能是有一些充电需求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尝试建设了一两个场站。”让秦继光高兴的是，试验场站的充电量完全能够覆盖成本，所以决定进一步建设新的场站。

但这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在湖州市长兴县长岗村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5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投建的2台双枪直流设备和2台交流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为9.4%，平均月利润达到4800元；而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新庄村党群服务中心投建的1台直流和1台交流设备，平均利用率仅为1.04%。

累积的失败案例让秦继光意识到，自己对农村市场理解得还是不够全面。

“比如说像新庄村，我们评估时只注意到人口数量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来投建了。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老年人口占比多，外来人口和青年人都比较少，加之距离主路较远，建成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充电。”秦继光说。

不建桩、桩建少了，就满足不了充电需求；桩建错了、建多了，桩等不到车，又会造成损失和资源浪费。国家提倡在建充电基础设施时“科学布局、适度超前”，这里面的平衡最后都要落在科学选址上。

如今，秦继光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选址方案：“村庄人口在五六千人以上就可以考虑，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要看其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距离主城区距离、是否靠近交通主干道、新能源车保有量等。”

在像秦继光这样的社会运营商前两年只能单打独斗、靠“实战”积累对农村充电桩需求的理解时，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专班，去年索性为全省乡村充电桩拿出了带点位的规划方案，细致到规划中所有新增充电桩都有具体的坐标点，每个镇、每个村分别建多少，全是“量身定制”。

“我们认为在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中心村、中心镇，要集中建设；针对旅游景区，或者是每个镇的文化礼堂，要按比例去建设；一些乡镇地区的超市、商场，也要集中建设；对于国（省）道沿线，也有一定的需求。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车流密集度、人流密集度来考虑乡村地区的布点。比如一个村子有10家以上民宿，我们就建议你去布一个快充桩。而特别偏远的山区，我们觉得初期没有布局的必要。”杜国伟说。

为了保障布点更科学、更合理，在充电桩选址过程中，浙江省还聘请中国联通通过自研的5X多因子空间选址模型进行选址推荐。杜国伟介绍道：“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模型会结合车流、人流和是否是餐馆、超市、停车场站等因素，按照网格进行布点排名推荐。”

去年收到这份行动方案时，杭州市建管中心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处长王宇波感到思路一下子清晰了。“因为布点规划很清晰，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有明确的数量配置指导，我们干活就很好干。”他说。

在杜国伟看来，政府的规划布局就是要重点体现超前性和前瞻性。他认为：“在已经具备盈利空间的城市市场，市场的优胜劣汰自然能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政府不需要过多干涉；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基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如果不通过牵引性政策引导市场发展、充电基础设施超前布点，那乡村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将会大大滞后于城市地区。”

只是，解决了“选址难”后，充电桩下乡依然要克服许多难关。

一根桩的进村路

去年8月15日，当坐落在东海离岛上的渔村——鹿西乡东臼村，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充电桩后，温州市洞头区宣布该区65个行政村实现公共充电桩全覆盖，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村村通”的县域。

当前，国家要求的还只是“乡乡通”，“村村通”会不会太超前？洞头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全国14个海岛区（县）之一，我们有我们的需求。

很多人在否定乡村地区需要建公共充电桩时，常用的说法是包養網，村里一般家家户户都有庭院，村民在自己家中安根慢充桩就够用了。但如果你来到洞头区乡村地区，看到这些海岛上村民的房子是如何层层叠叠依山而建的，你就会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说在中国，各地与各地、各村与各村，都有各自要面对的现实。

在洞头区垅头村，村民陈胜男前两年购买新能源车后，就苦于没地方安装随车子配备的充电桩，最后还是村委会帮她在村里公厕边上找了个位置。洞头区乡村近年来火热的旅游业，也让充电桩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沙角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国柱说，此前，在村里找不着充电桩的游客都打听到村委会来了。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说，去年8月1日，村里来了差不多一万游客，要满足游客需求的话，10台充电桩都不够。

从缺乏充电桩到实现“村村通”，洞头区只用了40多天的时间。如果单纯依靠企业建设，步伐估计不会这么快。据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洞头区充电桩“村村通”由温州市洞头国有资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国网（温州）新能源科技公司合作共建。

“当前许多市场主体会更倾向于在县城商圈、大型社区布点，对于偏远村居，考虑到建设运营成本和难度，他们的兴趣不大。所以，我们先鼓励国企来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基础需求。”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了建桩的人，还需要拿到建桩的地，并与电网连通。

某充电桩头部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一些地方存在“挟地自重”的情况，以土地资源审批为条件，要求充电桩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即使愿意出让土地，年租金也要价不菲。

而如果乡村地区电网基础不好，进行电力增容，则会大幅增加建设成本。

国网洞头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张正乐表示，洞头区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充电桩“村村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电力基础很好，新建充电桩可以直接接入现有电网。

“电等桩，桩等车。”杜国伟说：“正是考虑到电网配套的重要性，浙江已出台《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力先行行动工作方案》，2023至2025年，每年全省农村配网投资不低于100亿元，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同时，将充电桩报装服务，纳入电力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在用地上，一些人或许会认为，相比于私企，像国网供电公司这样的国企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但张正乐透露，“我们也需要给村里做工作，希望他们能从长远考虑。”目前看来，洞头区“村村通”工程中，新建充电桩多优先架设在各村已有的停车场车位旁，而不是另外申请用地。

杜国伟指出：“浙江大大小小的运营商有1200多个，在用地问题上，你说我搞不定，可能人家有搞得定的。我们觉得村集体跟运营商合作的模式是可以鼓励的。”

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则坦言：“一些充电桩企业跟我联系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场地也有限。如果我们有地给他们，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不用跟他们合作。”

对于充电桩进村，来自村民的质疑并不只有“占地”这一点。

去年，在杭州市萧山区推进充电桩下乡“四镇五村”试点工作时，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项目工作人员王思斌常跟村民打交道。

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临里驿光储充一体化充电站点，以新能源车棚光伏+分布式储能+新能源充电桩为特色，科技感满满。但建设之初，正是这些光伏板让一些村民感到很疑惑，他们问：“为什么要建这么多光伏板？光伏板以后会不会有反光，造成光污染？”

王思斌向他们解释，光伏板是用来吸收光的，而不是反射光的。

在另一些村民那里，这些光伏板又在王思斌回应质疑时派上了用场。有村民问他：“你们建充电桩，用了我们村里的电，那我家里的灯是不是会暗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建这些光伏发电板。”王思斌解释道：“光储充一体化能对电网起到保护作用，相当于我用光伏的电来给车子充电，那我对电网的冲击就会更小一些。”

而最有说服力的，还得是充电桩投入使用后，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

横一村梅里云居民宿的老板本来不同意村里在他家的停车位建设充电桩站点，理由是担心影响来住宿的客人停车。但近半年来，他看到开新能源车来乡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很多客人问我们村里有没有充电桩，我们说家门口就有，客人马上下单预定。”那一刻，充电桩在他的心里“过关”了。

要“活桩”，不要“死桩”

一个桩“活”着，但它已经“死”了——这形容的是充电桩“建而不运”的情况。

如果说选址正确与否是一根充电桩能否“存活”的基础，运营维护则是保证它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在南方某地，记者就看到一处充电站内，两台外观完好的快充桩处于不能使用的熄灯状态。

相比于城区，运营维护乡村地区的充电桩，难度在于点位分散，人力、时间成本较高。

在萧山区，“四镇五村”充电桩站点的运营维护工作由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充电班运维班长单达负责。每半个月左右，他会带领工作人员来巡查一次，碰上节假日或寒潮之前，还会增加巡查次数。5村16个点，需要花费1-2天时间。

“我在梅林村这边给汽车充电，你们这个充电枪怎么锁住了？”前段时间，单达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他说：“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在接到电话一个小时内，到现场为用户处理问题。”

运营方也在积极探索一些适应乡村市场且性价比高的运营方式。王思斌说：“平常会请村里面帮我们注意一下设备的维护情况。”秦继光的浙江智充电力还在通过大数据平台远程处理的基础上，探索出跟常用车主合作的运营维护模式。他说：“我们会远程指导他们帮忙处理一些小故障。他们得到一定优惠，我们也节省了人工、交通等各种成本。”

而为了避免充电桩“建而不运”，浙江已上线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治理和监管服务平台，并包養提出了“找桩快、费用省、服务优”的“快省优”评价指标体系，对运营商和场站进行系统性评价。

“我们最新的要求是所有新建的桩，要先签承诺书，保障三年运营维护，才给你发补贴。”杜国伟解释，“我们会从各个维度判定运营维护服务是否优质。比如，如果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低、坏桩率高，说明质量不行；如果桩发生故障，平台会给运营商派发工单，通知维修。如果运营商长期不响应，那么他们就会被打上不合格运营商的标签。”

将运营情况与补贴绑定的做法，也是浙江省做大农村市场规模的方式。据杜国伟介绍，未来浙江省计划将补贴分为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两种，建设补贴用于补贴初始建设成本，运营补贴根据电量和充电桩的利用率，对补贴水平进行分档。

“我们是翻倍补的。”王宇波说：“在杭州，城区充电桩每千瓦最高补200元，同类项目农村则翻一番，每千瓦补不超过400元。大家可能会因为补贴标准高而更愿意去农村建设，都撒胡椒面就没有意义了。”

也有人向杜国伟和王宇波提出，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地区都打包给一家运营商来做，这样岂不是更好管理？

秦继光也表示，希望地方能给予企业较长年限的独家经营权。“因为前期的投入起到了培育市场的作用。如果能看到‘先行者’的付出，后期适当地给一些回报，我觉得这样更加公平。”他说。

事实上，目前，海南省采取的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尝试的两种不同路线，哪种方式更好一点，现在仍在摸索中。”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包養设施促进联盟综合部主任李康说。

“一开始我们也想过这种统建统运的方式，它的好处是好管理，但坏处是，你现在可能不赚钱，但过两年如果赚钱了，统一运营就好像只让一家赚钱。”杜国伟说：“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导，靠市场的力量是能把它建起来的。”

“政府可以撮合，但是千万不要去指定。”他补充道包養：“有些地方你如果确实要采用统建统运的方式，你就要找实力强的运营商，要‘肥瘦搭配’，效益好坏的点位都得做。”

而说到底，充电桩下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盈利。

按照杜国伟手里的时间表，浙江的目标本来是到2025年，乡村地区累计建成不少于2万个公共充电桩。据他透露，这个目标是以往年新能源车保有量、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的增速为基础，综合考虑未来增速决定的。但最近收集上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底，浙江全省已累计建成乡村公共桩3.6万根，2023年新建乡村公共桩1.7万根，提前完成了目标。

“说明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后，企业是愿意大量地去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杜国伟分析。

这个意愿有多强？

只要180块钱，秦继光说，一根交流充电桩一个月只要能有这个数字的利润，他就认为可以去投资建设；4-5年，这是他可以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去年开始，这位民营企业家带着在浙江的经验，到江苏、江西、湖南等省份，准备进行乡村地区充电桩的投资建设。

“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资遇到一两次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投资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看到这里有充电桩而想到，我是不是可以买一台新能源车了？”秦继光说。

“你觉得桩最后能等来车吗？”记者问秦继光，“可以！”他没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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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江苏、贵州、青海的3家县城书店，听经营者讲述——县城实体书店新作为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2022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强调，“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

实体书店是重要的文化设包養網施和文明载体，对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6月，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设体系”。今年3月，中宣部印刷发行局、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2021年度全国出版物发行业发展报告》显示，全国共有实体书店100765家。2021年，全国实体书店出版物销售额2435.92亿元，同比上升15.42%。

县城，一头连接城市，一头服务乡村。那些开在县城的书店，打通了许多城乡居民与书籍的“最后一公里”。在第二十八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走进江苏、贵州、青海的3家县城书店，倾听经营者讲述守护实体书店、留住芬芳书香的创新发展历程，感受读者与书籍、书店的相知相拥，品读县城里的墨韵书香。

江苏盱眙，24小时书店主管张慧琳——

“为小城读者点亮一盏不熄的书灯”

夜深了，小城灯火渐稀，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凤凰广场3楼的一家书店却灯火通明，这是我们县城第一家昼夜不打烊的24小时书店。2021年底，淮安书房盱眙店正式开业，时年26岁的我来到店里工作，如今已是门店主管。

一座小县城，为啥要开一间24小时书店？这得从两年多前的一次问卷调查说起。那时，我所在的盱眙县新华书店计划搬迁升级改造，向读者发放了1500多份调查问卷。

有些出乎意料，近八成读者向我们提出，希望盱眙有一座夜间营业的书店。一名中学生写道，“县图书馆夏季18时闭馆，冬季17时30分闭馆，晚上缺少安静读书的地方。”还有一名企业职工说，“下班后做完家务，基本就没有仍在营业的书店了。”

开办一间24小时书店的设想应运而生。为了方便市民休闲逛街时看见书店、走进书店，在有关部门协调下，我们将24小时书店选址在县城中心地段的商业广场，县财政还给予书店100万元专项经费补贴，激励我们将这件民生实事办得更好。

办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起初难度不小。晚上9点以后，商场就打烊了，进出通道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经过与商场物业方协商，商场为书店保留了距离最近的一部电梯。读者通过单独的入口进入大楼，出电梯右手边就是书店。

开业伊始，为了加强安保管理，读者需要先办理书店阅读证，夜间方可刷卡进店。为了吸引更多读者共享夜间阅读资源，去年下半年起，市民夜间刷身份证即可进店。

24小时书店，为小城读者点亮一盏不熄的书灯，也让我邂逅了许多追梦路上的奋斗者，包養20岁的读者李陈就是其中一位。2021年，他从盱眙技师学院中专毕业后，在苏州一家机械厂当工人，每天上下班都会路过苏州市职业大学，来来往往的学生令他羡慕不已。

“上大学是什么体验？那是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吧？我也想试试职教高考的对口单招，也就是普通高校对口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单独招生考试。”李陈这样告诉自己，也这样告诉我。为了准备对口单招，去年10月，他回到盱眙，每天晚上都来我们书店，有时在自习区做模拟试卷，有时在阅读区查阅相关专业书籍，经常复习到凌晨。

全职妈妈张晓然也是24小时书店的夜读者。女儿上小学后，照顾孩子的负担减轻了，张晓然就把目标瞄准了二级建造师考试，希望以此作为未来重返职场的“敲门砖”。每晚七八点钟，女儿在附近的培训班上形体课，张晓然就来书店看书。近期，她在书店登记了《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这本书，我们很快就能完成订购进货。

夜读者中多半都是像李陈、张晓然这样的“追梦人”，他们有刚走出校门的00后，有想转换职场赛道的90后，还有希望重返职场的80后全职妈妈……24小时书店因他们的到来，成为一个记录梦想、见证梦想实现的地方。

到了后半夜，书店通常人不多，但也有令我印象深刻的读者。清晨4点多，店里经常会有一位身着蓝灰色衣服的大叔来看书。他叫陈维光，今年55岁，是一名环卫工人。他的工作时间从早上5点半开始，在我看来这已经很早了，但他还是习惯每天早起半小时，先到书店看看杂志，然后再去打扫卫生。

晨风微凉，陈大叔每次来店里看书时，我都会端一杯热水给他。他总是很客气地道谢，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把布满老茧的手擦干净后，再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页杂志。陈大叔每天收工后，还要回家给90岁高龄的母亲做早饭，他一边照顾老人家吃饭，一边给她讲讲当天的读书趣事。

听到这里，我心里又感动又敬佩。陈大叔说，自从有了24小时书店，生活大不一样了，读书不仅能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还能学到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看着陈大叔陶醉在书中的样子，我觉得在县城开书店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4小时书店，延伸的不只是经营时长，还有服务品质的同步提升。不少读者在问卷调查中提出，“希望既可以买书，也可以看书，还可以借书”。在盱眙县委宣传部的帮助支持下，24小时书店接通了盱眙县图书馆的借阅系统，实现“通借通还”。

让县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在24小时书店流动起来。每季度，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到县图书馆书库定期更换书籍，新书更换比例已从最开始的10%提升至目前的20%——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好书，总能第一时间借到读者手里、带回读者家中。

满足多样化阅读需求，24小时书店特意布置了“有声读物墙”，读者戴上耳机就能直接“听书”，最大程度满足了老年人、视障人士等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

书店24小时开放，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提升。过去，盱眙县新华书店搬迁改造前只提供日间经营服务，工作日平均人流量500人次，周末3000人次。如今，24小时书店在工作日的平均人流量即达到3000人次，周末日均人流量稳定保持在5000人次以上。淮安书房盱眙店的营业收入则从搬迁改造前的100万元增至去年的228万元，涨了1倍多。（记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贵州余庆，在县城开办书屋20多年的“贵州最美书店”店主王艳——

“不辜负书友们对阅读的热爱”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是我的家乡，我经营多年的求实书屋就坐落于此。时光如梭，当年来看书的孩子们，如今已有不少成家立业，他们的孩子又成了我店里的小书友。在县城开办书店23年，我把15平方米的小书店发展成了3家大书店，目前总经营面积1600平方米。

创业之初，书店连个像样的店名都没有。2000年8月，我在县城文峰路与中华路交会的十字路口租下一间小屋，门前挂了块“音响书刊”的牌子就开张了。和许多只卖教辅材料的书店不同，我投入了当时仅有的2万元家底，购置了许多文学名著、经典漫画和报纸杂志。进店即是客，不管来人买不买书，都能任取一本阅读。

余庆是个农业县，那时有很多从农村来的娃娃在县城寄宿求学，我的小书店成了他们课余时光的好去处。每天放学后，店里都挤满了来看书的学生。书店面积小，空间有限，一些娃娃只能捧着书站在店外看。

“我一个人在县城上学，课余生活比较孤单，谢谢老板接纳我和同学们来看书。”这是一名学生写在纸条上的留言。那时，我早上开门，经常能捡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纸条，孩子们质朴的感情让我倍感欣慰。我暗暗发誓，一定要给孩子们打造出能坐进店里安心看书的环境。

随着书店人气越来越旺，我于2003年顺势扩大了店面。第二年6月，我拿出全部积蓄，又贷款10万元，在文峰路连买带租拿下5间连排门面房。为了体现求真务实开书店的决心，我给新店取名“求实书屋”，还请县里小有名气的书法爱好者题写了店名。

书店大小，不只在面积，更在于书籍的丰富程度。为此，我常往遵义和贵阳跑，尽量把大书店的畅销书及时引进到余庆。书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来店选书、看书的人越来越多，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这也成为我在县城开书店的动力：不辜负书友们对阅读的热爱。

求实书屋文峰路店很快就拓展到了两层，面积增加至近700平方米。为了满足书友们与日俱增的阅读需求，我更频繁地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的著名图书馆和书店，引进热门读物的同时，也把先进理念带了回来。

在一些城市，我看到有的书店的读书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我觉得这是个为孩子们开拓视野的好方法。2018年夏天，我的第三家求实书屋建成投用。开业当天，我们没有搞热闹的剪彩仪式，而是邀请遵义师范学院一位教授举办了一场讲座，围绕遵义地方文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吸引50多名书友现场聆听。讲座结包養網束，不少人追着我问下一期啥时候开讲。

书友们有需求、有期待、有热情，我就有了把读书活动办成、办好、办下去的动力。新落成的求实书屋三楼设置了专供交流分享的活动空间，摆放了沙发，还设置了甜品吧台，店员们集思广益，推出一项名为“书虫姐姐讲故事”的读书活动。每周六上午10点，我们店里的“书虫姐姐”就会带领学前儿童共读绘本，一起探索未知世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实书屋还利用假期组织小书友们外出研学，从认识余庆本地文化到参观省城贵阳的博物馆，再到平塘县探访“中国天眼”，书店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孩子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世界读书日快到了，最近两个月我忙得脚不沾地，策划了28场读书活动。或许有人会问，小县城能请到有水平的主讲人吗？事实上，我们从没有为此担心过。来我们书店的主讲嘉宾有高校老师、地方文化研究学者，还有知名媒体人、儿童文学作家，而且他们都不收出场费。

嘉宾们之所以愿意免费讲，关键在于书友们参与热情高。求实书屋针对不同受众开设了多样化的特色活动，探索形成了专题讲座、作品分享、亲子教育等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比如每月8日晚是“‘她’力量，溯伊读书会”，各行各业的女性书友们齐聚求实书屋，捧上一杯热饮，相互分享最近读到的好书，充实惬意的氛围令人陶醉。

我在县城开书店，近年来培养了不少活跃书友。一些家长每周末都带孩子参加亲子阅读活动，有的老师领着学生专程来听专家讲座，部分机关干部把求实书屋当成用来充电的课堂，还有工地上的年轻工人定期参加文化沙龙……去年，求实书屋获评“贵州最美书店”，这对我来说是个莫大鼓励。

今年年初，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新闻出版局等联合举办“多彩贵州 书香高原”惠民购书券发放活动，全省共计发放150万元，其中30万元消费在了求实书屋。未来，我打算集中精力把读书活动持之以恒办下去，让求实书屋成为县城里的文化高地。（记者程焕采访整理）

青海茫崖，将书店开在海拔近三千米戈壁深处的苏忠——

“有好书的地方就有精神家园”

昆仑山北麓，柴达木盆地西缘，有座海拔近3000米的小城，名为茫崖。在这里，我经营福瑞德书店已整整25年。

茫茫戈壁荒滩，茫崖城如其名。向南是可可西里无人区，向北是罗布泊无人区，向西遥望塔克拉玛干沙漠，向东则是辽阔无际的柴达木沙漠，方圆200公里内没有相邻城市。1996年，我随同乡从甘肃来到茫崖闯荡，得知这个地方还没有一家民营书店，便萌生了以书为业的想法。先摆了两年书摊，1998年福瑞德书店开张。

茫崖因油而兴，市政府驻地花土沟镇的常住人口不足2万，居民大多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的工人，他们工作在茫崖的原油生产基地，轮休时多返回甘肃敦煌的生活基地，如同候鸟一般。我的书店面积不大、客流量不多，却是石油工人们的精神家园。

书友肖丹就是一名坚守在这里的石油工人，她大学毕业后进入青海油田。猛地扎进荒原，远离家人和朋友，肖丹起初不大适应，常背地里默默流泪。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走进我的书店，此后便成了书店的常客。

以书会友，我在高原深处的感受格外深。肖丹喜欢读书，也乐于分享读书心得，她与我们夫妻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性格也开朗多了。如今，肖丹对艰苦的环境安之若素，对工作兢兢业业，每年过生日时都包養会来书店选一本新书，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

福瑞德书店面积不大，既不提供咖啡等饮料，也没有时尚杂志和文创产品。但书店里的每一本书，都是我精心挑选的。流行的书不一定有，好卖的书可能放在书架的最底层，一些经典作品则始终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

高原路漫漫，一本书从内地运输到茫崖的物流费用不低，但我始终坚持进购正版书。书店每售出一本图书，我都会盖上“福瑞德藏”字样的印章，书店的良好口碑潜移默化树立起来。一名来自山东的读者到此旅游，在书店里看到琳琅满目的书籍后惊讶地说：“没想到戈壁滩上也有这么丰富的书籍。”

书店经营渐入正轨，一场意外突如其来。2015年1月4日早上6点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隔壁店不慎着火，福瑞德书店也被引燃。我跌跌撞撞冲进刺骨的寒风中，却为时已晚，4000多册图书在漫天火光中付之一炬，经济损失达40余万元。

面对废墟，两种声音在我耳边萦绕。家人劝我，“转行到其他领域，发展或许会更好。”书友们则为我打气，“兄弟，大伙都盼着书店重开，你有困难，书友们来帮衬。”

一位名叫周志雄的书友格外令我感动，他在茫崖工作时就是书店的常客，调到外地工作后仍时常写信鼓励我重开书店：“别抱怨读书的苦，那是你去看世界的路。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许多读者像他一样，也给我捎来了安慰。

书友们的信任，让我下定决心把书店重新开起来。火灾当年，我就在市区主干道旁租了间70平方米的店面筹备重新开业。一家兰州书商得知后，打破了多年来钱货两讫的交易惯例，给我赊了14万元的书籍，大大减轻了我的经营压力。

书店经营，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去年，为支持实体书店发展，政府免除了福瑞德书店3个月房租，还帮书店加入了采购云平台。市里的党政机关购买图书、办公用品等，线上下单，我们书店线下配送。

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海拔2900多米的戈壁深处，我开办了这座高原小城唯一的民营书店，并被评为2017年度青海省优秀个体工商户。有人说，茫崖艰苦，书店生意难做。这两难被我凑到了一起，但我从不畏难，因为我坚信：有好书的地方就有精神家园。（记者刘雨瑞采访整理）

　　2月3日在阿特麦文化创意产业园的非遗课堂上拍摄的土布玩偶。

包養網

土布包養網染织技艺是上海市非遗项目，在青浦区练塘镇东泖村，土布染织技艺在乡包養村妇女间一代代传承。2021年，土布染织技艺传习所落户东泖村，当地组织村民开展非遗传承、保护和传播。

传习所负责人、非遗传承人沈佳慧带领乡村妇女加强设计和开发，制作出土布的手包、玩具、书签等新产品；开展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传播非遗土布的文化内涵。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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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同一时刻，许多身处不同时区的华侨华人对标“北京时间”，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政府工作报告传递的重要信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们纷纷表示，对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喜人成就倍感自豪和振奋，对中国实现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充满信心，愿积极参与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中外交流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活力四射、蒸蒸日上的中国”

“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通过网络直播聆听政府工作报告后，发出这样的赞叹，“过去一年，GDP增长3%；过去五年，GDP年均增长5.2%。中国在世界经济体量排名靠前的主要经济体中增速领先，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发展基础更加坚实，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盘点了过去一年和五年的发展成就，这是一段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征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活力四射、蒸蒸日上的中国。”美国橙县华人联合会会长周晏羽说，家乡亲人生活越来越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让父母生活无忧、看病不愁，“这对海外游子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政府工作报告体现的人民情怀，让尼日利亚中国商贸企业协会会长倪孟晓感到十分温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聚焦民生领域，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着力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他说。

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政府工作报告盘点过去五年中国科技创新的累累硕果，令澳大利亚华人金融专家协会会长曾毅心潮澎湃。她认为，增强科技创新引领，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深远。

作为长期深耕中外经贸领域的海外华商，泰国天丝集团首席执行官许馨雄格外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外开放相关内容。“我们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他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等大型国际展会如期举包養办，投资环境持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强。中国始终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广大侨企在内的全球企业带来利好。”

“预期目标务实可行、提振信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给吴昊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这些预期目标务实可行、提振信心，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心，也让外界看到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中国经济社会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一套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立足长远，让我对中国发展的未来满怀期待。包養”吴昊说。

加拿大和合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典奇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既指出当前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又提出了切实可包養網行的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中国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应对挑战中前进的。”他说，相信中国能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继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劲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的目标，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向上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曾毅认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力；稳定粮食生产和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等内容，有利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统筹协调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都是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的重点，也和我个人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许馨雄说，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等内容，是中国政府促进经济复苏的务实举措；扩大市场准入、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包養網價格遇、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等内容，给外商投资中国吃下“定心丸”。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向高质量发展贡献侨力”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持续做好侨务工作，充分发挥海外侨胞在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这些积极信号让海外华侨华人如沐春风。周晏羽说，两会不仅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窗包養口，还让广大海外侨胞看到无限机遇。

王典奇表示，中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侨务工作。目前，一些侨乡正抓紧开展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度专项改革试点，进一步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为海外侨胞搭建回国投资兴业的宽广舞台。相信会有更多利好政策出台。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名誉主席韩杰表示，政府工作报告展现了中国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作为旅西侨胞，我会以此为契机，力促两国友好交流，向西班牙民众讲好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生动故事。此外，在全球贸易面临诸多挑战的形势下，海外华商应当迎难而上，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为中外经贸往来搭建合作桥梁，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向高质量发展贡献侨力。”韩杰说。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了解到中国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最新成就和相关政策。”巴西巴中经贸交流中心董事长方激说，“巴西与中国在许多领域有合作潜力和空间。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赴巴西投资，中国产品和技术受到巴西市场认可。今年，我有多个回国考察交流计划，力争为中巴企业合作搭建更多平台。”

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相关内容，让倪孟晓很受鼓舞。他说：“共建‘一带一路’造福尼日利亚等非洲多国，受到非洲人民的热情欢迎。今年恰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我们旅尼侨胞将依托商贸企业协会、华星艺术团、武术协会等各类侨团组织，积极开展经贸及人文交流活动，向当地民众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不断变革的科学研究范式和日益增强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提高了科技创新的难度，加深了科技创新的复杂度，加快了科技创新的速度，对传统单一主体的科技创新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协同创新逐渐成为“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创新型国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趋势。

我国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科技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组织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发展了创新联合体、新型研发机构、联合研发平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还存在不少弊端，协同创新的广度、深度、效果和持久性有限，没有形成基于利益驱动的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如何将科技创新主体有效协同起来，以最优化的组织模式进行创新，对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作为科技创新强国，其科技创新体系具有独特优势，各创新主体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形成了相互合作的协同创新关系。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MPG，以下简称“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FhG）、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WGL）、亥姆霍兹联合会（HGF）作为德国科技创新体系中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链上各司其职，在关键技术攻关方面体现了协同创新的组织特征并取得显著成效。本研究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研究对象，从协同创新目标、合作机构、组织机制、出资方式、政府作用和合作成效等方面，分析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做法和经验，为我国在重要科技领域的协同创新组织建设提供参考。

协同创新理论相关研究

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协同创新的思想也逐步兴起。20世纪7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系统性地提出了协同理论，认为协同是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为，结果产生1+1＞2的协同效应。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彼得·格勒（Peter Gloor）最早给出协同创新的定义，即“协同创新是由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形成集体愿景，借助网络交流思路、信息及工作状况进行合作，实包養现共同的目标”。我国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协同创新是指不同创新主体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合理分工，通过创新要素有机配合，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单独要素所无法实现的整体协同效应的过程。协同创新作为一种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具有整体性、层次性、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集约性、学习性、有机性、自组织性等特征。

协同创新的组织方式具有多样性，国内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类并给出分类依据。例如，2004年，李焱焱等依据创新主体作用的差异，将产学研合作分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共同主导型4种模式：政府主导型又分为政府指令型和政府推动型2种形式；企业主导型包括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共建研究机构3种形式；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导型包括技术转让和专利出售等形式；共同主导型以利益为纽带，合作各方在平等地位下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技术创新和市场开发，共担风险，共享利益。2012年，鲁若愚等从创新主体合作的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包養網合作划分成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内部一体化、共建基地、共建实体6种模式：技术转让的常见形式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出让技术，企业受让技术；委托研究是指企业作为委托方将研究任务委托给高校、科研院所等学术机构进行研究的一种行为；联合攻关的模式多以科研课题为载体、以课题组为依托，由产学研各方合作进行研究开发；内部一体化的典型形式是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办企业，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将科研活动与现实经济相联系；共建基地和共建实体2种形式是指产学研各方共同投入，组建联合研发机构、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基地或研发实体。2015年，王章豹等根据协同创新组织层次和紧密程度将产学研协同创新分为项目式、共建式、实体式、联盟式和虚拟式5种组织模式：项目式包括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协同攻关3种形式；共建式的具体形式有共建研发基地、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和共建高科技园区3种形式；实体式分为以高校科技企业为典型的内部实体模式和产学研各方组建法人经济实体的外部实体模式2种形式；联盟式以产业技术联盟为代表，可分为行业性产业技术联盟、区域性产业技术联盟和跨行业跨地区产业技术联盟3种形式；虚拟式则是指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建立起的网络化虚拟组织形式，有产学研虚拟合作教育和虚拟研发平台等形式。

之前文献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和企业的核心地位，较少研究关注处于创新链不同环节的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本研究尝试以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多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为例，从创新链视角分析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

德国科研体系及四大科研机构的定位

德国科研体系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3个板块组成。高校从事广泛的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为代表的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是德国基础和前沿领域包養研究的重要科研力量，是国家战略性重点研究项目的主要承担者；企业主要开展基于自身发展需要的应用研究，是产品技术创新的主力军。

在德国科研体系中，四大科研机构最具代表性，其是在二战后的建制化发展是德国科研实力快速复苏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德国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定位上各有侧重，形成了分工明确、统筹互补的有机体系，共同造就了德国解决重大、复杂性科学挑战的主要阵地。

马普学会。马普学会成立于1948年，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和跨学科创新，是德国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科研机构，科研活动采用学术带头人（PI）制，约9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弗劳恩霍夫协会。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于1949年，为发展面向企业需求的应用性科研而建立，是德国也是欧洲最大的应用研究机构，科研活动以委托科研为主，经费70%来自政府和企业委托的项目，30%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拥有众多研究实体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和生态等面向应用的基础研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亥姆霍兹联合会。亥姆霍兹联合会成立于1995年，是德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以国家中长期性科研任务目标为导向，借助大型设备和科研设施在健康、能源、地球与环境、关键技术、物质、航空航天与交通6个领域开展大科学研究，科研活动采用项目制，约70%的经费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机构式资助。

随着科学技术生产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日益复杂多样，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各自分工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通过建立创新效率更高的协同创新模式，实现智力上、方法上和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交流。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多样，按合作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分为项目型、集成型、战略联盟型、平台型和网络型共5种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

项目型组织模式是一种动态、可扩展、灵活的合作模式，其组织结构紧凑，参与者之间的科研合作密切度高，管理快捷灵活，协同效率高效，合作研究项目聚焦具体科学问题。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发起的合作计划（图1）。

合作目的。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自2005年起利用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交叉领域合作开发具有应用潜力的新技术，将一流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创新应用；通过2个或以上的马普学会下属研究所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合作完成项目，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科研目标，填补创新链中的缺口。

组织机制。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的合作项目采用内部招标、内部竞争、联合评审、联合资助的方式，合作项目期限为3—4年。项目采用多级评审机制，先由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各派出3位所长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出书面预选，之后邀请约5个项目组做项目陈述。马普学会主席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主席在评审委员会表决结果的基础上作出是否资助的最终决定，每年共批准2—4个新项目。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每年投入400多万欧元支持合作项目。

政府作用。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为马普学会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合作的持续与深化提供资金和制度保障。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在该公约框架内，德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过持续增加包括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内的非高校科研机构的预算，保障对非高校科研机构的经费投入，加强其在德国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各科研机构在经费稳定增长的保障下承诺采取更多措施来进一步提升科学研究的质量，措施之一就是深化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缩小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之间的差距。

合作成效。合作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来，马普学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共投入约0.58亿欧元、资助项目55个。这些项目涵盖主题广泛，分布在生物技术、医学、微电子、催化研究、量子物理、信息通信、材料、能源等重要技术和具有经济意义的领域，实现了新型无稀土磁性材料、双梳光谱技术、阿秒级极紫外光脉冲激光器等技术创新。

集成型组织模式

集成型组织模式表现为一种集成化组织，这种集成是从整体及战略角度出发，打破以单一机构为主体的分散组织模式，将具有不同功能的组织要素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目的是通过相互补充，使组织体的功能发生质的突变，提升整体解决方案的供给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放大整体效应。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弗劳恩霍夫协会与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合作组建的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图2）。

合作目的。2017年，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11家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旗下的2家研究所共同制定并启动了跨地区的微电子与纳米电子研究项目——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其目的是通过跨区域合作方式将科研与应用、科研与加工、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在基础研究和客户特定的产品开发之间架起桥梁，向科学和工业领域的用户提供新技术和覆盖完整创新链的一站式、高成熟度的解决方案，推动德国乃至欧洲的半导体和电子工业的发展。

组织机制。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将2家机构共13个研究所的2 000多位科研人员以及技术研发设备统筹组织，研究重点集中在“硅基技术”“复合半导体”“异质整合”“设计、测试及可靠性”4个未来技术领域。此外，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通过“微波和太赫兹”“电力电子”“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的设计、制造和系统集成”“光电系统”“传感器系统”“微机电系统执行器”6个技术平台，整合从系统设计到测试的整个技术价值链上的相关能力，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在柏林设立了办事处，负责协调组织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业务活动和发展战略，办事处人员包括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负责人，4位技术领域经理负责规划技术领域的长期发展方向，若干项目经理负责联络产业界客户并对接应用性课题，以及一支传播团队负责宣传和市场营销。

政府作用。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是德国联邦政府在泛欧计划“欧盟共同利益重点项目”（IPCEI）框架下的配套举措，是两德统一以来德国政府对微电子研究的最大投资。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为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的研发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资助总额约4亿欧元，其中，首批实验设备的更新和扩建约3.5亿欧元，弗劳恩霍夫协会获得约2.8亿欧元、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获得约0.7亿欧元。

合作成效。德国微电子研究工厂作为欧洲最大的跨地区微电子研发联盟，是世界智能系统领域规模最大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团队，其在通信和传感技术领域对太赫兹技术的开发为德国成功实施“工业4.0”、数字化及解决资源效率等未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是一种战略性、松散的长期合作模式，由2个或2个以上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组织组成。该组织模式强调合作各方作为统一整体，在选定的领域共同使用资源进行开发并占领市场，从而实现增强竞争优势、提升整体显示度的最终战略目标。该组织模式的典型案例是由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和亥姆霍兹联合会旗下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等科研机构联合多个德国著名大学共同发起的慕尼黑量子谷计划（图3）。

合作目的。2021年，马普学会、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巴伐利亚科学院（BAdW）、慕尼黑工业大学（TUM）、慕尼黑大学（LMU）和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AU）共7家机构共同发起慕尼黑量子谷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使慕尼黑成为全球拥有最先进量子科学和技术的地区之一，帮助德国在量子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组织机制。慕尼黑量子谷从研究、开发、人才3个方面深入探索量子科学和技术，具体措施包括：量子计算与技术中心承担建造和运行超导量子计算机、基于离子和原子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其中，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和光物理研究所在量子模拟器、光学晶格中的冷原子、里德伯原子、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多体物理方面以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为量子技术奠定基础；弗劳恩霍夫协会主要在量子计算的安全性、稳健性和优化3个领域开展与量子计算相关的软件问题研究，并接管了系统关键部件的工程、制造和系统集成化等工作，从软件和硬件2个方面全面参与慕尼黑量子谷；德国航空航天中心在优化控制理论和量子算法方面发挥专业优势，针对不同的硬件系统和算法，对量子比特的优化控制进行数值优化，开发软硬件全栈式量子计算机。量子科技园为慕尼黑量子谷的研究与产品开发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马普学会半导体实验室与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的微系统和固态技术研究所的基础设施要素将整合到量子科技园中，为量子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最先进的设施和设备。组织学术教育和产业界人员培训。马普学会的两个博士课程“马普量子科学与技术国际研究生院”和“马普光物理学国际研究生院”为博士生提供高水平的培训；马普学会科研成果转化机构马普创新有限公司和弗劳恩霍夫协会风险投资部开展针对科研人员的培训工作和咨询服务，提高科研人员的专利意识。慕尼黑量子谷建立了一套精简的组织管理结构，7家合作机构以“注册协会”的法律形式成立了慕尼黑量子谷注册协会（慕尼黑量子谷e.V.），负责指导和协调慕尼黑量子谷的工作，整合并分配资源。德国联邦政府、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工业界代表组成监事会，监督慕尼黑量子谷e.V.的工作。

政府作用。慕尼黑量子谷是巴伐利亚州发展量子科技的核心力量，巴伐利亚州政府在“巴伐利亚高科技议程”框架下为慕尼黑量子谷提供了总计3亿欧元的资金。同时，慕尼黑量子谷作为德国联邦政府“未来计划”的一部分，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和联邦经济部0.8亿欧元的资助。此外，慕尼黑量子谷还与量子技术领域的企业合作，获得产业界的资助。

合作成效。慕尼黑量子谷在成立第1年就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争取到了德国联邦政府经费用于实现量子计算机演示器和量子软件的应用。巴伐利亚州当地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和学术机构，包括国际科研机构和相关协会等，与慕尼黑量子谷开展合作的兴趣日益浓厚，如与慕尼黑量子谷设立人员间的合作交流项目等。此外，慕尼黑量子谷在创建跨学科生态系统方面也发挥了先锋作用，研究人员数量从成立之初的200位几乎翻了一倍。这是在全球量子技术研究剧增，难以招募研究人员背景下对慕尼黑量子谷内部及周围量子生态系统吸引力的认可。

平台型组织模式

平台型组织模式由一个牵头单位和多个合作伙伴共同构建，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动态的协同平台，通过平台的开放性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作，合作伙伴在平台构建发展的过程中有较强的流动性，平台上每个合作伙伴的优势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使平台释放巨大能量，共同创建“共创共赢”的生态。平台型组织模式通常采取“平台—子平台”的组织结构，根据业务分工设置不同的子平台，典型案例是2016年马普学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主导发起的网络谷项目（图4）。

合作目的。网络谷由来自德国政府、科学界和工业界的12个合作成员共同参与，合作成员包括：巴登-符腾堡州政府（BaWü）；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弗劳恩霍夫协会、斯图加特大学（TU Stuttgart）、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U）；美国亚马逊公司（Amazon）、德国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BMW），致力于汽车概念及技术研发的工程技术服务的德国艾尔维公司（IAV）、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Benz）、德国保时捷公司（Porsche），从事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和能源及建筑技术等产业的德国博世公司（BOSCH），从事全球汽车行业零配件供应的德国采埃孚股份公司（ZF），其目的是创造研究和创业生态，打造德国“硅谷”。

组织机制。网络谷跨越斯图加特和图宾根2个城市，设置专业知识与人才、经济开发和社会影响3个子领域。在专业知识与人才领域，马普学会下属的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和马普生物控制学研究所开展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行为和学习方面的基础研究；马普智能系统国际研究生院负责培养博士研究生。弗劳恩霍夫学习系统进展中心作为基础研究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开展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关的研究，帮助中小企业应用现代人工智能的方法。网络谷在组织管理结构上设有全体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负责决策网络谷最根本、最首要的发展问题和战略利益，马普学会、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企业各占33.3%的选票。执行委员会负责网络谷正在执行中的项目，由全体大会选出的3名成员组成，这3名成员分别是马普学会代表、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和大学代表、企业代表。

出资方式。网络谷由所有合作成员共同投资，第1阶段投资金额约1.65亿欧元。巴登—符腾堡州政府、马普学会、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负责出资建设新的研究大楼、教授席位、研究小组、研究生院和其他主要设施，其中巴登—符腾堡州政府作为最大资助者，提供了超过1.6亿欧元的资助，产业界合作成员在2018—2022年共为马普智能系统研究所、斯图加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的研究小组提供了总计约750万欧元的支持并资助了2个基金教授席位。此外，网络谷还得到卡尔蔡司基金会等基金会的支持。

合作成效。网络谷是欧洲最大的人工智能研究组织，在整个德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相关排名中也名列前茅。网络谷自成立以来，合作成员之间的合作促进了德国斯图加特—图宾根地区人工智能领域生态系统的繁荣与发展，网络谷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已然成为欧洲和全球机器学习、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与创新中心，其作为核心热点地区的势头日益明显。

网络型组织模式

网络型组织模式是组织结构最为松散的一种合作组织，它在组织形式上打破了机构和地区的界限，具有多边性和立体性的特点。结点是网络型组织的基本单元，具有决策能力并可独立完成任务，由组织成员构成。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联结关系构成整个组织。由于该模式的组织结构最为松散，因此网络型组织有国家的引导和长期资助以使其组织结构保持稳定，并有一套特定的协调管理体系。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德国联邦政府在2009—2012年间启动建立的6个跨地区、跨机构的健康研究中心，分别为德国癌症转化研究联盟（DKTK）、德国感染研究中心（DZIF）、德国心血管疾病研究中心（DZHK）、德国肺病研究中心（DZL）、德国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心（DZNE）和德国糖尿病研究中心（DZD），这些健康研究中心针对糖尿病、感染疾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肺病和心血管疾病开展转化医学研究（图5）。

合作目的。健康研究中心的合作成员来自大学和大学外的医学研究机构，合作成员的科学专业知识在医学创新链上呈现互补性，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将常见疾病领域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创建国家卫生研究网络，提高研究质量，加快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医疗服务的转化过程。大学医学院和大学附属医院。作为健康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大学医学研究机构将科学研究、教学活动与医疗实践融合起来，并联合其他医院，以达到健康护理研究、公共卫生研究及临床试验所需的足够数量患者。德国联邦研究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等德国联邦研究机构在临床试验监管和公共卫生领域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作为健康研究中心重要合作成员，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从事与其定位相符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产业与应用的研究。马普学会以自然科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开展深入的基础研究，解决医学和临床工作中发现的科学问题；弗劳恩霍夫协会以医学应用为导向，通过创新医疗产品和医疗技术为医疗健康领域的各种问题开发现代化解决方案；亥姆霍兹联合会开展以疾病为导向的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癌症、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与代谢疾病、感染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其诊断、治疗与预防进行分析和研究；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从生物差异性、环境影响、生活方式等研究方向出发，为探究人类健康奥秘作出贡献。

组织机制。健康研究中心以“工作组—工作站点”的双层结构开展科研活动，工作组分为科学工作组和临床工作组，合作成员通过加入工作组参与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活动。地理空间上相邻的工作组又联合组成工作站点，共同完成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任务，每个健康研究中心的工作站点数量通常为5—9个。例如，德国感染研究中心联合了德国35家大学和大学外的医学研究机构，其合作成员数量在所有健康研究中心中最多，在新兴传染病、艾滋病、免疫受损宿主感染、结核病、肝炎等9个研究领域设立了共49个工作组，组成了汉堡—吕贝克—博尔斯特尔、汉诺威—布伦瑞克、波恩—科隆、吉森—马尔堡—朗恩、海德堡、图宾根、慕尼黑共7个工作站点。健康研究中心在组织管理上设有决策、管理包養行情、监督和决策咨询等部门，全体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合作成员通过全体大会决策健康研究中心研究战略、经费使用、人事任命等重大事项。

政府作用。健康研究中心是在“德国联邦政府健康研究框架计划”下建立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90∶10的分摊比例长期资助。每年德国联邦政府和13个州政府对健康研究中心的资助约为2.7亿欧元。

合作成效。健康研究中心将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成功地捆绑在一起，为加快研究成果向医疗服务的转化创造了最佳条件。2020年，由健康研究中心科学家主导的首个治疗慢性丁型肝炎的药物和一种新的心脏瓣膜技术在欧洲获得批准，为造福人类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不同组织模式的差异与特点

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形式多样，5种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在结构特征、优劣势和适用场景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表1）。依据组织结构的松散程度，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可归纳为紧凑型和松散型2类。

项目型组织模式和集成型组织模式属于合作主体数量精简、组织紧密、结构精益的紧凑型。项目型组织模式具有合作行为交互性强、易实施、责权分明、运行管理灵活高效等优势，适用于组织研究聚焦、指向性强的具体科研问题，但项目型组织模式具有临时性和动态性特征，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集成型组织模式强调整体效应，具有融合性、集成性的特征，对核心组织要素进行重新整合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核心利益和关键行动，避免合作成员之间的利益纠纷和竞争矛盾，能够实现知识、技术、基础设施等全面共享，是谋求整体解决方案、提升整体竞争优势的最佳路径。

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平台型组织模式和网络型组织模式属于范围广泛、合作主体多元的松散型。战略联盟型组织模式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强调合作行为的战略性和合作关系的长期性，着眼于长远利益，一般由多个主体联合发起，优势是能够实现资源共用和技术的相互传递，进而缩短研发周期，促进技术创新；平台型组织模式依附于一个有较强科研能力和领导力的机构，充分放大合作成员价值，组织形式的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但平台型组织模式的合作成员相对独立，表现出更高的自由度，因此调节成员之间的合作会有困难；网络型组织模式在跨领域、跨组织、跨区域的合作关系中表现出类似网状的特征，密集的多边联系是该组织模式最主要的特点，合作成员及知识的多元化和异质化适用于综合交叉程度强、规模大型的国家战略性科研攻关任务，由于网络型组织没有明显的核心，一般采用合作成员集体决策的方式决策组织的重要事项，强调合作成员达成共识，因此组织的决策效率相对较低。

启示与借鉴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际科技博弈日趋复杂的形势下，集聚国家精锐科技力量，在重要战略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探索并建立更高效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是我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德国四大科研机构作为德国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对我国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完善国立科研机构和国家实验室等不同类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升协同创新成效，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引入增量资源推动协同创新发展。德国四大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及分工明晰，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使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恪守自身使命定位。2006年起，德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缔结《研究与创新公约》，承诺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资助金额每年至少增加3%，同时也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提出了加强协同合作的要求。增量资源的引入对德国四大科研机构间的合作联动起到了积极的调动作用，并为协同创新的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的经费保障。我国应改变增量科技资源主要用于竞争性项目或新增研究单元的现状，在稳定已有科研机构使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配置增量资源鼓励科研机构开展协同创新，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创新优势互补的国家创新体系。

强化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全包養链条协同创新。多样化的创新主体为协同创新创造了必要的空间。德国四大科研机构的使命定位从前沿基础研究延伸至应用技术开发，覆盖创新全链条。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综合性国立科研机构，应充分发挥学科领域全、创新链条长的体系化、建制化优势，打破学科、领域、团队壁垒，主动对接创新链上下游的研究力量，发挥不同研究单元的差异化优势，加快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分可独立作战、聚可合力攻关的科研攻坚模式。

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主导的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网络。具有国家实验室性质的亥姆霍兹联合会在健康研究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协同攻关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引领和集聚作用。我国应在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跨区域、长周期、大投入的复杂重大科技协同攻关任务中，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作为建制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龙头牵引作用，集成各类创新资源的优势，形成具有强大整合效应、协同效应、辐射效应和放大效应的网络化协同模式，显著提升核心技术攻坚体系效能。

（作者：葛春雷，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裴瑞敏、张秋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记者 徐林）孤独症，也称自闭症，是一种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科学》杂志在创刊125周年时，公布了125个人类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难题，其中就包含“引发孤独症的原因是什么”。

面对这个既不了解病因，也缺乏治疗手段的世界性难题，全球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在探索孤独症康复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孙梦麟就是其中之一。从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到叱诧风云的行业专家，她用一颗“无知者无畏”的初心，和助力孤独症孩子的情怀，深度参与了我国孤独症康复行业的发展，见证了无数个孤独症患者家庭的艰辛之路。

在4月2日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到来之际，记者就孤独症的诊断和科学干预等问题专访了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创始人、五彩鹿研究院院长孙梦麟。

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创始人、五彩鹿研究院院长孙梦麟（中国网/郝岩摄）

早期诊断

孙梦麟介绍，人类发展到现在，患孤独症人群的比例在逐年递增，“我20年前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听到的数据是1/168，之后越来越多，10年前我们发布第一部《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时，流调结果是1/100，到现在，美国最新发布的数据大概是1/36。”

目前，国内通过早期筛查，一些重度自闭症的孩子可以被检查出来，大概在一岁、一岁半或者更早时就可以发现。有的孩子百天时，对晃动的物品没有反应；有的孩子比较安静，几个小时不哭不闹；有的孩子没有跟别人的互动，与他人没有对视；还有的孩子语言方面发育迟缓。然而，也有些孩子症状较轻，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超常的能力，对汉字、数字过目不忘，记忆力超群，被认为是天才。但是，自闭症的核心障碍是社会性，他们存在社交障碍。“其实在幼儿园里，这样的孩子大概一个班有一个，但由于他们症状轻，往往没有被及时发现，错过了黄金干预期，这点让我们特别痛心。这批孩子极具干预价值，如果能早点诊断，及时干预，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孙梦麟惋惜地说。

科学干预

在谈及孤独症儿童早期干预效果的问题时，孙梦麟说，孤独症儿童千差万别，他们之间没有可比性。很多家长都有美好的期待，孩子20年后一定可以回归社会、结婚生子。但实际上，这些孩子里只有10%-15%可以做到，他们是高功能自闭症/阿斯伯格患者，包括一些超天才的孩子，如果接受了良好的干预，能够给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就像朱德庸、陈景润等著名的人物。还有10%-15%属于重度自闭症，目标是解决生活自理问题。处于两者之间的70%的患者基本可以实现庇护性就业。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干预体系还在完善阶段。“孩子症状越轻、越早进行科学干预，效果也就越好。6岁以前是最佳干预抢救期，大脑可塑性强，可以改变孩子的病理程度，如果家长足够智慧，理念正确，通过科学密集的干预，孩子可能恢复得特别好。”孙梦麟说，她见过大量这样的案例。有个孩子从1岁半开始干预，家长很配合，也有正确的理念和方法，效果特别好。“小伙子长到1米9，还上了大学。”不过，她也坦言，有一些家长，因为孩子属于轻度自闭症，认为随着孩子长大慢慢就会好，所以没有及时干预，结果非常可惜。“所以，让大众去了解这个病的破坏性，认识到及时科学干预的重要性，这非常重要。”

6岁以后，大脑的发育基本上已经定型，要想彻底的改变孩子的病理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但也可以干预，孩子也能有很大的进步。孙梦麟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位父亲从孩子8岁开始，用了15年的时间，把一位被医生判定为终生不能讲话的重度孤独症儿童，干预培养成基本能够生活自理、有一份工作、并且会开车的青年。“孩子特别喜欢汽车，内心特别渴望学开车包養，但是所有人都认为孤独症的孩子不可能学会开车。这位爸爸排除万难，花了1000多个小时教他开车，孩子居然学会了包養網。这真的是个奇迹！”孙梦麟说，这位家长传递了正确的教育理念，为孩子制定了非常科学的个性化的干预计划，坚持不懈，全力付出，鼓励孩子的兴趣发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所以能够成功。

如何干预

孙梦麟介绍，目前孤独症主要的干预方法是行为干预，教育为主。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可能在语言、运动、模仿、认知、精细动作等方面欠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上相应的课程，补短板，但实际上由于孤独症的核心障碍是社交，因此让孩子从游戏中学习社交、在社交中提高相应的技能，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办法。另外，家长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所在，用孩子感兴趣的事情来培养他的自信心。“他喜欢做的事情，自然会做得很好。”孙梦麟说，“一定要以长代短，如果在短的地方发力，这个窟窿会越来越大。”

孙梦麟强调，干预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于症状比较轻的孩子，至少三年打底、密集干预。孩子能进行表面沟通是不够的，需要干预到孩子能与他人进行更深层次的沟通。有的孩子只干预了几个月，效果很好，但是一回到幼儿园，就被退了回来。“所以一定要先打基础，把个人能力培养好，再和家长以及熟悉的孩子以游戏的方式练习社交，然后再参加一些普包養網價格通孩子参与的兴趣班，接触到更多的人群，最后再去社会上泛化。过程可能很长，可能需要数以万计的小时去做这件事情，要有耐心。”

说到这里，孙梦麟举了一个让她很痛心的例子。有一位三岁被确诊为孤独症的孩子，学习能力非常强，在班包養網里名列前茅，钢琴也弹得很好，但是上初中的时候被同学欺负，很难继续上学。这时，家长才发现，孩子的自理能力其实很差，最基础的社交能力也没有得到锻炼，这时才意识到，路可能走错了。“我们可以去学校学习，但学知识不是主要目的，而是要利用学校的环境，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能够生活自理，懂得社会行为规范，增强社交能力，培养一技之长。”

国际合作

孙梦麟说包養網，中国的孤独症康复事业起步比较晚，国外有一些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在过去的20年里，五彩鹿和十几个国家、上百人次的外国专家展开了学术交流，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聘请国外专家为技术总监，结合中国国情和文化进行本土化，建立了包括教师培训体系、家长培训体系、督导体系、质量把控体系等在内的一套早期干预技术，并进行标准化。另外，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纽约州多语种言语-语言-听说读写教练机构等签订了合作协议，引入语言治疗师资质认证体系，还引入美国鲁道夫-罗宾斯音乐治疗技术。“实践表明，这些先进的技术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还是非常有效的。”孙梦麟说。

在对孤独症孩子的干预过程中，老师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特殊教育的人才缺口非常大，专业人员不足。因此，孙梦麟特别注重人才培养，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双管齐下。这些年来，五彩鹿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老师，遍布在全国各地。孙梦麟坦言，“刚开始我们的老师被挖走的时候，我还特别难过，也很气愤，但后来，我想通了，他们学习了干预技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做了一件能推动中国行业发展的事情，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特别骄傲。”

理解与包容

孙梦麟谈到，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学校对于孤独症儿童也是零拒绝。但实际上，大众对孤独症的认知并不够，很多人认为孤独症是心理问题，和抑郁症一样，社会上也有一些对孤独症人群的误解和歧视，所以，普及孤独症的知识，让大家对这个群体有更多的了解，才有可能去理解和包容。

“在融合教育中，老师需要为孤独症孩子创造接纳的环境，鼓励他们发展长项，增强他们的自信心，给他们大力支持。”有些家长对孤独症儿童有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远离他们。对于这样的现象，孙梦麟说，其实帮助孤独症儿童，对普通孩子自身的成长是有利的。她举了一个例子，“在日本的一所非常好的私立学校里，有一半普通孩子，一半孤独症孩子。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了解，这个世界上有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他们需要帮助，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这样，孩子们就能拥有爱心。实际上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我们抬抬手，扶一扶，他们可能就回归了。”

孤独症儿童需要全社会、全方位的支持，对于未来，孙梦麟期待，“全社会能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去了解自闭症，关爱自闭症，支持自闭症家庭，这样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相信会有这样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