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目：“遺托邦”狀態：遲到的《杜晚噴鼻》
1979年5月16日，劉心武到北京西郊友情賓館探望丁玲并向她約稿[1]。那時，劉心武正因《班主任》蜚聲文壇，丁玲卻在為《杜晚噴鼻》的頒發奔走。由於投稿后《國民文學》的立場并不開闊爽朗，丁玲就將《杜晚噴鼻》給了劉心武地點的《十月》雜志。劉心武對這篇小說極為激賞，《十月》很快將小說排版，但在下級干涉之下，《杜晚噴鼻》終極仍是刊于《國民文學》1979年第7期，以示對丁玲復出的器重。《杜晚噴鼻》的波折頒發經過歷程，亦明示丁玲平反之路的艱巨。而小說的主人公，也難以契合新時代開始的社會氣氛：這個20世紀60年月的北年夜荒女勞模，好像尾年夜不失落的汗青剩余物，代表著反動年月的強悍余音。恰是由於《杜晚噴鼻》在新時代的突兀進場，以及主題與時期潮水的乖離，使之成為丁玲研討的一個揮之不往的“刺點”（punctum）[2]。實在，剖析丁玲及其筆下的杜晚噴鼻，僅僅局限在文本之內是不敷的，應當將她們視為穿越時期斷裂處的中心物，置于漫長的中國反動過程中予以汗青性論述。作為寫作、頒發經過歷程跨越兩個時期的小說，《杜晚噴鼻》與“暮年丁玲”二位一體，無論是“政治同化者”[3]，仍是“完成的反動者”[4]，都無法涵蓋她們突兀在場的復雜性。《杜晚噴鼻》的命運不只聯繫關係著今世文學的汗青轉機，更沉浮于今世中國社會的激蕩轉型，這部小說“在”而不“屬于”新時代的反動中心物成分，則帶來重估中國社會主義反動實行及其影響的契機。看似簡略的《杜晚噴鼻》，實在歷來不簡略，擺佈難辨的“暮年丁玲”，有著不拘擺佈的超出視界。
《杜晚噴鼻》頒發于《國民文學》1979年第7期
一、遲到的《杜晚噴鼻》
《杜晚噴鼻》能夠是丁玲最簡略的小說。起首就是人物簡略。杜晚噴鼻“受過苦，會休息，是黨員，又有一個志愿軍兵士的丈夫”，這個“出生好”的休息婦女，近乎就是丁玲所說的人人愛慕的反動“榮幸兒”[5]。現實上，杜晚噴鼻如許的“生成的反動家”，在丁玲筆下并未幾見。她發明的女性抽像多如作家自己，是“用兩條腿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走過去”[6]的人物，常識女性莎菲、夢珂、陸萍，休息女性陳老婦人、貞貞、黑妮，莫不這般。她們有曩昔、有故事，在汗青的陰影中掙扎苦斗，“一個步驟一個步驟”走向光亮。而出生好的杜晚噴鼻在階層政治的邏輯中，具有出自自然的反動性。
人物的簡略決議了情節的簡略。小說共十節，一萬多字，平淡無奇杜晚噴鼻的生長經過的事況。從年少掉母到做童養媳，從陜北小山村到北年夜荒墾區，從一個文盲農婦到能寫會講的婦女干部、休息模范，丁玲皆以平庸語調娓娓道來。固然杜晚噴鼻出身坎坷，但丁玲并不想在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睜開階層敘事，使得這部作品在文體上更像是人物速寫，相似于丁玲同類題材的其他散文，如《袁廣發——陜甘寧邊區特等休息好漢》《彭德懷速寫》《永遠活在我心中的人們——關于陳滿的記錄》等。現實上，《杜晚噴鼻》在最後頒發時，以及在丁玲的相干創作談中，均被明白定位為散文，但終極卻被編進《丁玲選集》短篇小說卷。別的，除了人物、情節的純真，《杜晚噴鼻》的說話、修辭也樸實、簡練，既分歧于晚期丁玲作品的歐化偏向，也分歧于她延安時期作品的反動抒懷作風，與同時代的傷痕文學比擬，則更是年夜相徑庭。就小說自己來看，樸實的人物、平庸的敘事、簡練的文字、懇切的修辭，都使《杜晚噴鼻》看起來過于薄弱。但是，恰是這篇萬余字的小說，卻成為暮年丁玲自我評價頗高的表態之作。飽受政治患難的丁玲為安在新時代要幾回再三宣傳一位20世紀60年月的女勞模，一向令研討者迷惑不已。實在，考核《杜晚噴鼻》這篇小說，不只須安身文本，亦要出離文本，只要洞察文本與時期的錯位，才幹懂得其奇特性。
從開端構想到最后頒發，《杜晚噴鼻》一直被寄看過多，小我的政治訴求、國度的政治請求與時期的跌蕩放誕升沉，皆在這篇簡略的小說中留下印記。對丁玲而言，《杜晚噴鼻》是一部表態之作。在此之前的二十余年間，丁玲放逐北年夜荒、進出秦城牢獄、偏居山西鄉村，流離失所，受盡患難，終于在“文革”后回到北京，重返文明政治中間。對急于平反的丁玲來說，簡略的《杜晚噴鼻》意義嚴重。丁玲有兩篇文章專門會商《杜晚噴鼻》的寫作，在與陳明、兒子兒媳、友人的通訊中也屢次談及這篇小說。一篇絕對簡略的勞模速寫，卻這般調兵遣將地被議論，這在暮年丁玲的創作生活中并不罕見。在《“牛棚”小品》獲《十月》文學獎的頒獎年夜會上，丁玲卻就《杜晚噴鼻》的創作頒發長篇感言：
一九七八年，我在山西鄉村，正在寫長篇小說《在酷寒的日子里》。那時國際政治情勢已越來越好，黨的“十一年夜”會議開過以后，全國展開了實行是查驗真諦的唯一尺度的會商，報紙上呈現了越來越多的老同道從頭出來任務的新聞。我覺得本身的題目也能夠有處理的盼望，我很高興。我想本身分開文壇二十多年，與讀者隔離了二十多年……我將拿什么新的作品給讀者作為會晤的禮品呢？我想，我可以寫一些對引導同道的回想，也可以摘錄正在寫作的長篇小說中的幾段。但都感到分歧適。想來想往，以為重寫過的《杜晚噴鼻》比擬適合……中心引導同道在“十一年夜”的陳述中提到，文藝作品應少宣揚小我，要多寫通俗休息者，那么《杜晚噴鼻》不正合適中心的精力嗎？像杜晚噴鼻如許扎實、樸實的人物是值得倡導的。[7]
顯然，用《杜晚噴鼻》作表態之作，是丁玲沉思熟慮的成果。她自己認定，非論未來政局產生什么變更，《杜晚噴鼻》的主題精力都不會遭到駁詰[8]。但是情勢比人強，《杜晚噴鼻》從一開端便不被丁玲四周的人看好，他們以為這“不是時鮮貨，靠它表態，怕是不可”[9]。1978年9月28日，在寫給兒子兒媳的信中，丁玲說到《杜晚噴鼻》“也給四小我看過，反應（應）都不很好。我并不是只愿聽壞話”[10]。同年10月9日，丁玲在日誌中寫道：“最使我興奮的是祖林來信，他對《杜晚噴鼻》一文，贊頌備至。一是他怕我洩氣，盡量激勵我；一是他也簡直看出杜文的利益與缺乏。”[11]丁玲反復言說《杜晚噴鼻》，既有對小說的文學價值的焦炙，也有政治平安方面的斟酌，而世人認為的“分歧時宜”，則進一個步驟強化了她對小說的器重。
《杜晚噴鼻》頒發經過歷程的波折，也印證了四周人的見解。一開端，丁玲想借助鄧穎超的氣力在《中國婦女》雜志頒發《杜晚噴鼻》，但終極未能如愿[12]；后又投稿《國民日報》，也被請求刪改[13]；于是再投《國民文學》，但被請求刪改開頭[14]；最后，由于時任《十月》編纂的劉心教學武約稿，《杜晚噴鼻》就到了《十月》。但當《杜晚噴鼻》在《十月》編好待發之際，葛洛找到劉心武說，中心唆使，丁玲復出首發之作必需由《國民文學》頒發[15]。于是，顛末各方和諧，《杜晚噴鼻》終極在《國民文學》表態。而為了抵償《十月》，丁玲把剛寫就的《“牛棚”小品》給了《十月》，并于1979年9月刊發。《“牛棚”小品》后來獲《十月》文學獎，并成為丁玲研討者批駁《杜晚噴鼻》與“左傾”的暮年丁玲的重要參照對象。被丁玲看好的《杜晚噴鼻》實在并沒有到達表態的目標。小說頒發在國度級刊物《國民文學》，象征意義不成謂不嚴重，但頒發經過歷程之波折，也表白丁玲復出的艱巨。《杜晚噴鼻》的分歧時宜，亦是丁玲的分歧時宜。實在，以某篇作品作為政治復出的表態之作，是20世紀七八十年月中國文壇的常態。將《杜晚噴鼻》譏諷為丁玲的一份政治證實的王蒙[16]，早在1978年就在《國民文學》頒發了表態之作《隊長、書記、野貓與半截筷子的故事》。在阿誰新舊轉換的特定汗青時辰，表態之作的認識形狀考量要跨越對文學價值的判定，往往亮過即棄而不會成為作家的代表作。但是，何故表態之作《杜晚噴鼻》卻成為暮年丁玲的文學象征，并幾回再三被質疑為表忠心的作品呢？
最直接的緣由，天然是休息標兵杜晚噴鼻的故事不合適新時代的文明氣氛，而更為要害的是，《杜晚噴鼻》對丁玲而言并非僅是一個表態的剎時，而是簡直貫串了她全部暮年的言行。丁玲在新時代固然也創作浩繁“時鮮貨”，像《“牛棚”小品》《風雪人世》《魍魎世界》等，開辦的刊物《中國》也曾發布殘雪《衰老的浮云》、劉恒《狗日的食糧》、格非《悼念烏有師長教師》等前鋒小說，但這些文學運動往往被人疏忽，由於暮年丁玲的文學態度一直被聚焦于《杜晚噴鼻》，證據就來自她在《“牛棚”小品》的頒獎會上的講話：
莫非真的我小我不清楚我本身的作品嗎？不外，昨天，明天，我反復考慮，我認為我仍是應當保持寫《杜晚噴鼻》而不是寫《“牛棚”小品》。天然，這里并沒有盡對相反的工具，但我本身仍是比擬愛好《杜晚噴鼻》。是不是由于我太愛杜晚噴鼻，國民更需求杜晚噴鼻的這種精力呢？[17]
國民能否需求杜晚噴鼻難以斷定，丁玲需求《杜晚噴鼻》倒是言之有據。暮年丁玲儼然也是一個杜晚噴鼻，以推許休息、國民、社會主義為己任。丁玲訪美時代稱“養雞也很風趣味”[18]；對于“這二十多年是怎么過去的”，她答覆“我可以說一點，就是二十多年來，我很少覺得充實”[19]；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她稱“文藝為政治辦事，文藝為國民辦事，文藝為社會主義辦事，三個標語莫非不是一樣的嗎？這有什么最基礎差別呢”，以為“創作自己就是政治舉動，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20]；在會面加拿高文家代表團的講話時表現“我起首是一個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一個作家”[21]。其他像《講一點心里話》《我的命運是跟黨聯在一路的》《文藝創作的預備》等文章，也都與演講中的剖明相得益彰。屬于黨的杜晚噴鼻與暮年丁玲難分彼此，在20世紀80年月往往被視為反動年月的汗青剩余物，《杜晚噴鼻》天然成為暮年丁玲的代表作。與暮年丁玲構成光鮮對照的，則是以懊悔反思著稱的暮年周揚，后者經由過程主意馬克思主義的人性主義，再次讓本身廁身時期主潮之中。一向“分歧時宜”的丁玲，與一直“盡應時宜”的周揚，或許正代表了中國反動作家的兩個分歧類型。
1980年，《杜晚噴鼻》被翻譯成法文后，題目改為“年夜姐”[22]。從人物原型鄧婉榮到小說主人公杜晚噴鼻，再到法文版中的年夜姐，名字的轉變并非可有可無。小說中的杜晚噴鼻替換實際中的鄧婉榮，在出于文學虛擬的需求外，亦以晚噴鼻之名，依靠了坎坷經年的丁玲對本身暮年生涯的美妙愿看。將杜晚噴鼻翻譯為年夜姐，則是對杜晚噴鼻所代表的一類反動女性抽像的抽象歸納綜合。在今世中國的特別語境中，“年夜姐”具有激烈的政治象征意義，往往指那些年青時跟隨反動，并是以擁有較高反動資格、黨內名譽和政治位置的反動女性。小說中的杜晚噴鼻年青時固然沒有餐與加入反動戰鬥，只是北年夜荒墾區一個“平常”[23]的休息標兵，但在延續社會主義反動精力這個本質題目上，扶植時代的杜晚噴鼻與戰鬥年月的反動女性并無實質分歧，“年夜姐”之名無論對杜晚噴鼻或丁玲來說，可謂名實相符。不外，反動的年夜姐在新時代卻處境奧妙。當反動幻想主義的光環褪色后，已經的就義與貢獻似乎損失意義，年夜姐們被塑造為“馬列主義老太太”。一直無法放棄的反動遺產，實在一向影響著新時代，杜晚噴鼻、丁玲等反動年夜姐的在場，便是一個凸起于汗青立體的性別“刺點”。
二、她們作為刺點
與“知面”（studium）絕對的“刺點”，是羅蘭·巴特在《明室》中應用的概念。在照片中可以或許被嫻熟認知的工具屬于知面，刺點觸及的則是莫名的差別。照片的意義由可辨認的知面組成，刺點則突兀如一支箭，一旦不雅者被擊中，照片的意義就會產生反轉。作為一個偶爾性剎時的刺點，喚起的是永恒的創傷。在往世母親的一張少時照片中，巴特發覺到刺點的存在，使母親的所有的曩昔在一剎時曝光，組成她已經作為存在的一切能夠性[24]。號召起難以描述的貳言與苦楚的刺點，亦可用于描寫新時代的《杜晚噴鼻》和丁玲，作為反動女性的她們，在新時代延續著反動精力，一如凸起于時期知面的異常刺點，帶來難以名狀的差別性與延宕感。
這個刺點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懂得。起首，《杜晚噴鼻》組成了丁玲作品及其創作生活的刺點。在丁玲看來，杜晚噴鼻是“共產主義思惟和社會主義軌制培育出來的新人”[25]，這個新人抽像不只由20世紀50至70年月的社會主義文學所塑造，也存在于實際生涯中。據丁玲說，杜晚噴鼻實有其人，原名鄧婉榮，是丁玲地點農場的一名女標兵，她們瞭解于1964年[26]。在《“牛棚”小品》中，丁玲再次說起鄧婉榮/杜晚噴鼻，寫“她在場院奔忙繁忙”“霞光四射”的樣子，使丁玲也“覺得休息的高興”[27]。每當丁玲遭受辱沒艱苦時，鄧婉榮的“影子便走出來，激勵我”[28]。“文革”時，鄧婉榮也因丁玲遭到沖擊，丁玲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廣場跳“忠字舞”的人群中，她不和諧的舉措定格于作家的腦海[29]。但這個經常呈現在傷痕文字中的場景并未被丁玲寫進作品，小說停止于1965年杜晚噴鼻成為標兵后的一次報告。這個表忠心式的直白開頭，也是《杜晚噴鼻》讓良多讀者惡感之處。在頒發經過歷程中，刊物編纂均請求刪改這個開頭，但丁玲卻執意保存了它[30]。縱不雅丁玲平生，從上海到延安，從“昨地理蜜斯”到“本日武將軍”[31]，從《夢珂》《莎菲密斯日誌》到《我在霞村的時辰》《在病院中》，她筆下的女性抽像都以復雜性和內涵性見長，而無我、利他的休息模范杜晚噴鼻，在阿誰以自我為中間的女性抽像譜系中顯得極為突兀，這組成了丁玲作品女性抽像譜系中的刺點。
其次，丁玲及其筆下的杜晚噴鼻作為二位一體的反動舊“新人”，以其執拗不變組成離別反動、重寫汗青的新時代的時期刺點。“共產主義新人”杜晚噴鼻底本屬于丁玲最後構想小說的20世紀60年月，但有興趣味的是，在政治局面已然變更的1978年后，等候復出的丁玲卻決議持續完成被中止的寫作，將《杜晚噴鼻》作為“政治表態之作”[32]，將顯得陳腐的“共產主義新人”抽像強行帶進新時代，并在分歧的場所高調宣傳。在汗青遽然調頭轉向的時辰，丁玲卻選擇在舊標的目的上直面古代的新潮水，聲言愛好《杜晚噴鼻》勝過《“牛棚”小品》，這是她在轉機時辰立舊當新的表示。《杜晚噴鼻》就此壓服了其他“時鮮貨”，簡直成為暮年丁玲的文學標簽。在被以為時局轉移不成攔阻的汗青時辰，丁玲卻吊詭地用《杜晚噴鼻》表白：有些人將永遠逗留于反動年月。此時的丁玲就像一個固執于曩昔的分歧時宜之人，裸露出時期轉向自己所暗藏的其他途徑。新時代開啟的時辰，傷痕文學正在鼓起，“五四”時代的老作家作為“報春之燕”紛紜回回，但是回來的丁玲卻執意以白色抽像示人，這使《杜晚噴鼻》成為激蕩在傷痕文學潮水中的不諧之音。
再次，丁玲及其《杜晚噴鼻》作為汗青持續性的表征，組成以除舊更新為必定趨向的古代中國的刺點。與“新文明”“新文學”“新中國”等概念一樣，“新時代”及其文學，僅從定名來看，也樹立在希冀從頭開端的“斷裂論”的汗青認識之上，“新”時代簡直立是以對“舊”時期的否認為條件的。是以，傷痕文學成為新時代文學的開始實在并不出人意表，它經由過程指認汗青創傷、反思控告汗青之罪，從感情構造、社會關系等方口試圖確立面向將來的符合法規性，并以此重構新的汗青主體、權利次序與汗青必定性。在這種忘記與斷裂的汗青實行中，在提倡年夜寫、有性的小我的文學潮水中，忘我、無私、無性的休息模范杜晚噴鼻，與傾慕休息、國民、共產主義的丁玲自己，則被指以為虛偽認識形狀的天然物或就義品，成為分歧時宜的汗青剩余物。在社會急劇轉向中，人們老是急于追逐新潮，而丁玲和她的《杜晚噴鼻》卻無法或不愿即刻躍進新潮中。而恰是這些剩余物的固執在場，時辰提示著已置身新時代的人們，所謂“汗青的斷裂”不外是一種認識形狀發現，決心被遺忘的曩昔仍然游蕩于當下并提出質詢。
最后，丁玲和她筆下的杜晚噴鼻還組成20世紀中國反動的構造性刺點，不竭召喚著那些已經存在的反動許諾。假如剝離來自某一特按時代認識形狀的烙印，將她們放置于漫長的20世紀中國反動汗青中考核，就會發明杜晚噴鼻們的高光進場往往是好景不常，不是被注定趨于權要化的政治機械所吞噬，就是在社會的世俗化轉向中被拋進汗青塵埃，但是他們卻以源自勞苦民眾反動天性的超出性光線，映照著反動的勝利與掉落、起色與危機。實在，即便在60年月，杜晚噴鼻之所以能成為休息模范，也不是由於她可以或許代表廣泛的大都，而在于她歷來都是忘我無私的異類，人們“希奇她為什么有那末多使不完的勁，希奇在她長得平平凡常的臉上總有那末一股引得人家不得不往留意的一種高尚的、莊嚴而又純粹的輝煌”[33]。而更有興趣味的是，杜晚噴鼻終極解脫內在的話語規訓，取得在公共空間不受拘束表述的才能，表白她作為一個主體的終極完成。現實上，杜晚噴鼻即丁玲所謂的“生成的反動家”，那些表現無我、利他、就義精力的舉動，源自尋求莊嚴、同等、公理、合作的人類品德天性。杜晚噴鼻們的反動，是以主義、思惟為感性前言開釋出來的天性反動，這種天性反動的豪情不竭以舉動和實行催生出反動的經歷與思惟。固然20世紀的反動活動以同等、公理和莊嚴作為其終極的尋求，但就其成果而言，倒是一個未能完成的計劃，性別、階層的壓制并未完整打消。
這些疊加的刺點，號召起人們對《杜晚噴鼻》、丁玲、社會主義反動甚至反動自己的諸種難以描述的復雜感觸感染，乃至人們不得不合錯誤此做出說明，從而引出“兩個丁玲”與“一個丁玲”的對峙。張永泉以為，丁玲在新時代未能解脫思惟負累，持續用階層束縛取代人道束縛，《杜晚噴鼻》是丁玲創作不雅念上的一個發展[34]；陳建華指出，謝絕莎菲、擁抱杜晚噴鼻的暮年丁玲已被反動徹底同化[35]；秦林芳表現，杜晚噴鼻表現出“很是陳腐的品德不雅念和傳統女性的特征”[36]；李美皆則從派系斗爭、丁玲心態以及與周揚的關系等方面來懂得暮年丁玲的題目[37]。這些學者都盼望經由過程“真正的”的莎菲所代表的特性、自我和女性的視閾，往批評忘我、無我、無性的“虛偽”的杜晚噴鼻，盼望在莎菲與杜晚噴鼻、晚期丁玲與暮年丁玲、文學與政治、新時代與舊時期之間規定界線，經由過程否認并驅趕后者來從頭確定并恢復一個不受拘束、古代與女性的“莎菲/丁玲”。這種二元論的闡釋方法，表現出一種離別反動、返回“五四”的新時代汗青認識。而近年來，跟著反動汗青資本的從頭挖掘與確定，《杜晚噴鼻》不再被視為丁玲身上的污點，而是反動退化論邏輯下的天然延長。賀桂梅就以為，杜晚噴鼻/暮年丁玲是“完成的反動者抽像”，其“內在的反動之光所有的轉化為小我的內涵修煉；至此，反動者終于可以超出反動體系體例而自力存在了：她不是反動體系體例的從屬品，而是反動信心的化身”；反動不再是強加于個別之上的內在壓抑氣力，而是轉化為反動者的內涵需求，從個別身上“孤單地發展”出來[38]。這種闡述確定了杜晚噴鼻作為反動者的自立性，在這種反動退化論邏輯中，莎菲不再是被反動所塑造的杜晚噴鼻的“前”狀況，而是反動者杜晚噴鼻的“未完成形狀”，因此不是杜晚噴鼻/丁玲需求重返莎菲/丁玲，而是莎菲/丁玲終將走向杜晚噴鼻/丁玲，于是，二元論變為“一元論”：“沒有‘兩個丁玲’，只要‘一個丁玲’，一個戰勝重重艱苦，不竭拋棄自我，向著‘國民文學’進步的丁玲。”[39]
刺點號召鬼魂，將逝者帶回此在；它捕捉注視，刺痛不雅者。不雅會議室出租者欲緩解不安，就亟須抹平突兀的刺點，使其成為可辨識懂得的知面。無論將丁玲一分為二仍是合二為一，此二者的視角、不雅點、態度固然分歧，卻都是將刺點知面化的常識生孩子。實在，刺點同時表征危機與起色。暮年丁玲及其筆下的杜晚噴鼻也異樣這般，她們作為無法徹底祛除的構造性刺點，與其他固執存續的反動話語一樣，堅強地展現著20世紀中國反動的升沉興落、連綿不停，并測驗考試用掉落的反動精力化解國度轉型經過歷程中的新題目，從而發明出一個將反動傳統再嵌進后反動時期的“遺托邦”狀態。
三、“反動的遺托邦”
福柯以為，烏托邦是反襯荒謬實際的幻想之地，異托邦是有悖于規范空間的異質空間，異托時乃是糾纏常態時光的另類時光[40]。在福柯的基本上，筆者提出“遺托邦”概念，這個概念承續烏托邦、異托邦、異托時，融匯時光與空間、想象與實際、汗青與烏托邦，意在歸納綜合如許一種思惟狀態：某些汗青遺產由於抗衡性地置身于當來世界而浮現出具有實際批評效能的烏托邦面向。從“遺”來說，它是一個定格時光，就“托邦”而言，它是一個異質空間，由此合二為一的“遺托邦”，指涉滯留在當下的曩昔時空，表征一種汗青性的別樣空間，它在質詢世界趨于同質化之余，因一意執舊抵新而天生烏托邦嚮往。至于“反動的遺托邦”，一方面指反動理念在反動實行中未能充足完成，不竭提示著反動的未完成性；另一方面指某些反動產品滯留于后反動時期，在所謂“汗青終結”之后延續著反動幻想。據此言之，作為新時代文學刺點的暮年丁玲及其《杜晚噴鼻》，實在就是一種文學情勢的“反動的遺托邦”，并與其他相似的事物一道，組成貫穿20世紀七八十年月之交汗青裂隙的反動高音。
暮年丁玲及其《杜晚噴鼻》需求放在反動人在新時代文學中進場的汗青佈景中懂得。在傷痕文學中，“社會主義新人”的他者化長短常廣泛的景象，像《傷痕》中的王曉華、《班主任》中的謝惠敏、《芙蓉鎮》中的李國噴鼻，已經的反動主體被再現為同化者，需求顛末精力懊悔、思惟改革來重建成分認同。走向同化狀況的社會主義反動在新時代被徹底否認。不外，相似杜晚噴鼻如許的“生成的反動家”，即便在新時代，也不會由於時期變遷損失其反動本質，由於她們原來就是經由過程戰勝各類內在的否認而自我生長為反動主體的，其遭受的阻力甚至包含來自立流威望話語的疑慮與否認，新時代不外給這些真正的反動者帶來了需求面臨、戰勝的新課題罷了。不竭自我拋棄的社會主義反動，實在一向內涵于新時代的汗青場域中。無論是被盡對否棄的反動同化者，仍是突兀現身的“生成的反動家”，實在都是分歧情勢的在場者，二者以相反相成的構造性關系配合在場，從分歧標的目的映照出反動在新時代中國社會的特別狀態。
現實上，暮年丁玲及其《杜晚噴鼻》激發的不安，并不只僅來自汗青的錯位，更在于它凸起了一種廣泛的實際狀態：“反動的遺托邦”在新時代中國實在廣泛存在，卻反而由於比比皆是而顯得習焉不察。而恰是這些習焉不察者的普遍存在，形成一種影響深遠的社會氣氛，今世中國人的日常生涯一直浸潤此中。從時光來看，盡管留念、慶典的神圣化效能被不竭弱化，國度節日的屬性更偏向于世俗化的休閑效能，但因留念各類反動汗青事務而設定的節日設定輪迴來去，成為小我生涯時光的主要內在的事務。至于在播送、電視中連續不竭呈現的鐘點報時，更讓與國度、黨聯合在一路的北京時光，滲入到日常生涯的時時刻刻。嫁接了反動認識的物理鐘點，也釀成一種反動培養的迷信鐘點[41]。在新時代，人們照舊踩著如許的鐘點作息起居。片子《黃山來的姑娘》（1984）的片頭，就是北京火車站用樂曲《西方紅》發布的北京時光七點整的報時，“黃山來的姑娘”所代表的新打工階級，便在這鐘點里退場于新時代。國度節日、北京時光、工時軌制等在20世紀50至70年月奠基的時光次序，不單持續規范著新時代國人的作息紀律、生涯節拍，並且仍潛伏影響著人們的心思時光與汗青時光，使之浮現為一種延續而非斷裂的形狀。《杜晚噴鼻》文后署有寫作時光：“一九六五年始作，一九七七年重作。”[42]這個斷而又續的時光頭緒，既是公共編年、物理時光的客不雅記載，也是心思時光、汗青時光的客觀再造，丁玲及其《杜晚噴鼻》的往而又來，乃是意指反動時光的持續不竭。
時光的流逝終要表現于空間變遷，但社會空間的絕對穩固性，卻又往往順從著汗青的劇變。在《杜晚噴鼻》中，反動主體的退化既依循時光邏輯，又被丁玲描寫為社會空間的不竭翻開。隨同著杜晚噴鼻完成從做媳婦到做標兵再到做干事的成分轉換，她停止休息實行的社會空間，也完成了從家眷院到生孩子隊再到文明宮的轉移，主體認同最后在文明宮會堂的講臺上取得最終升華，她在阿誰地位上，用“本身懂得的字詞，說本身的心里話”[43]。作為杜晚噴鼻完成反動實行的分歧空間條理，家庭空間、生孩子空間和公共表達空間，構成了社會主義反動空間的基礎構造。及至新時代中國，諸種反動空間并未立即消失，而是被付與新的認識形狀內在的事務，持續扶引著今世的汗青實行共享會議室。“五四”以來，廣場、會堂、街道就成為重要的公共空間，一向是中國反動活動的主要舞臺，這些空間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在20世紀50至70年月獲得強化[44]。這些公共空間在新時代的政治生涯中仍然極為主要，80年月文學就被陳思和稱為“廣場上的文學”[45]。與公共空間比擬，新時代休息空間的轉型也許更為急劇，國民公社等所有人全體休息空間敏捷崩潰，公營工場的義務主體也產生了倒置。風趣的是，在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中，改造者喬光樸試圖推動改造的方法，是從頭帶回1958年之前的任務風格，而勞模杜晚噴鼻的故事停止于1965年。《喬廠長上任記》和《杜晚噴鼻》頒發于統一期《國民文學》，兩篇小說異曲同工，都試圖跨越某個同化歪曲的汗青階段，前往特按時刻之前的社會主義生孩子空間。現實上，回到“文革”前正常的反動扶植實行，恰是晚期改造文學的重要敘事戰略。從家庭空間來看，傷痕文學對于家庭空間的感情重建，明示著今世中國社會開端從頭厘定公共範疇與私家範疇的界線，這也是新時代政治經濟體系體例改造的主要訴求之一。杜晚噴鼻的反動主體自發之路始于重構支屬關系，與之相似，《傷痕》中王曉華的主體重建之旅也始于再造親子關系，家庭一直是中國反動與改造的空間原點。由小我、家庭反動通向社會、國度反動，是社會主義反動和新時代古代化的配合實行邏輯，家庭空間、休息空間和公共空間照舊是改造開放的重要場合。
在新時代，“反動的遺托邦”以各類形狀在場，既有物資性的廣場、會堂、留念碑、廠房、光彩家庭，也有影音性的照片、片子、灌音、錄像，還有話語性的文學、實際、檔案，當然也不克不及缺乏勞模、進步前輩、義士等模范。在新時代文學中，這些事物往往只要在留念、重估反動的情形下才幹獲得凸顯。改造文學借用反動幻想主義為改造活動正名、為常識分子干部賦權的敘事，就依照這一邏輯睜開。而《杜晚噴鼻》的特別性，則是小說經由過程重返1965年之前的反動年月，來體認社會反動、國民主權的汗青合法性。丁玲在發明了一個自發的反動主體抽像的同時，更號召出一種原初的反動精力：作為民眾尋求同等、自力、莊嚴的社會活動，反動以人的自我完美、打消階層差別為最終訴求。但是，即便在反動年月，原初的反動幻想與實際感性、烏托邦與認識形狀、開放性與必定性、立異與建制之間一向存在著構造性的張力，前者包含著反動無與倫比的汗青立異精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反動的遺托邦”是反動傳統在今世世界傳承不息的征候。
“反動的遺托邦”的意義既源自汗青持續性，又來自時空錯位形成的激烈實際感，特殊是反動精力在此中的存續，對新時代發生深遠影響。起首，“反動的遺托邦”在新時代的廣泛存在以及不時凸顯，意味著此前的思惟不雅念的汗青延續，並且有能夠在持續營建小我與實際之間的想象性關系。人們之所以對暮年丁玲及其筆下的杜晚噴鼻覺得不安，或許是由于她們在時期轉機之際的突兀現身，開釋出暗藏于新時代精力里的舊認識，挑釁了人們試圖經由過程汗青掉憶建構起來的新時代認同。其次，“反動的遺托邦”也是反動危機認識的連續顯影，它將反動不曾真正處理的危機從汗青中號召出來，將若何完成人類廣泛的同等、公理、自立和莊嚴的最基礎性題目，帶進新時代中國的古代性實行中。戛但是止于主人公初次登上公共政治舞臺的《杜晚噴鼻》，留下了一個需求連續不竭回應的開放性序幕：勞模杜晚噴鼻及其代表的工農民眾階級，在今世中國社會的頻仍轉向中將何往何從？就杜晚噴鼻小我的反動實行而言，她對“另一個世界”“另一種生涯”“另一種人與人的關系”[46]的想象，當然經由過程融進自上而下的反動活動獲得初步完成，但與此同時，來自下層社會的杜晚噴鼻們的奇特反動經歷，又發明性地自下而上關閉了一個烏托邦，它或允許以包涵更為復雜的將來能夠性。現實上，杜晚噴鼻的樸實經歷和表述也簡直給人們帶來了沖擊，人們“從她的講話中看到了、聽到了、感慨到了本身還沒有看到、沒有聽到、沒有感慨到的工具，或許看到過、聽到過、感慨到過卻又疏忽了的實際生涯和一些有興趣義的，發人沉思的人和事”，黨委書記也欣喜地說：“你確切給我上了很好的一課。”[47]在新時代，杜晚噴鼻們在社會主義反動實行中發明的“另一種生涯”經歷，作為能夠性的烏托邦精力被保存在各類“反動的遺托邦”中。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夜，丁玲回想起她在河北宋村餐與加入“土改”任務時結識的伴侶陳滿。陳儘是宋村土改活動中涌現的積極分子，她出生麻煩、平生坎坷，對本身的遭受與正在到來的反動有甦醒的熟悉，固然她臨時沒能成為貧農團的小組長，但假以時日，她有能夠成為一個杜晚噴鼻式的休息模范。是以，論述者丁玲曾經把她當作了帶頭人：“我們一條心，要把宋村翻個個兒。要宋村的貧民們都能像年夜娘一樣，心里明清楚白，本身做主人。”[48]恰是在宋村的這個底層女性身上，丁玲“看出一顆剛強的聰明的心，我看出我們相互的無比的信托。我愛她，我在她的身上發明了新世界”[49]。陳渾身上的“新世界”與杜晚噴鼻空想的“另一個世界”，不恰是一切古代反動烏托邦精力的真正起源嗎？而陳滿、杜晚噴鼻這些被階層、性別所壓制的女性，希冀在“新世界”與“另一個世界”“本身做主人”的感情與訴求，也恰是汗青不會終結的能動氣力。“永遠活在”丁玲心中的陳滿與杜晚噴鼻們，是以也應當“永遠活在一切人們的心中”[50]。
注釋：
[1][15] 劉心武：《〈杜晚噴鼻〉與丁玲的平反復出》，《羊城晚報》2009年4月11日。
[2] “刺點”是羅蘭·巴特在會商攝影時應用的一個概念，指那些帶來突兀和差別之感的剎時。拜見羅蘭·巴特：《明室——攝影縱橫談》，趙克非譯，文明藝術出書社2003年版，第67—82頁。
[3][35] 陳建華：《“五四的女兒”：戀愛、列傳與經典》，《漫筆》2009年第6期。
[4][38] 賀桂梅：《丁玲的邏輯》，《唸書》2015年第5期。
[5][6] 丁玲：《〈陜冬風光〉校后感》，張炯主編，蔣祖林、王中忱副主編：《丁玲選集》第9卷，河北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第50頁。
[7][9][14][17][25] 丁玲：《〈“牛棚”小品〉註銷的故事——在“〈十月〉文學獎”授獎年夜會上的講話》，《丁玲選集》第9卷個人空間，第296—297頁，第297頁，第297頁，第299頁，第297頁。
[8] 拜見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認識的批評》，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55頁。
[10] 丁玲：《致蔣祖林、李靈源》，《丁玲選集》第11卷，第261頁。
[11] 丁玲：《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日誌》，《丁玲選集》第11卷，第447頁。
[12] 丁玲：《致陳明》，《丁玲選集》第11卷，第273頁。
[13] 王增如、李向東編著：《丁玲年譜長編（1904—1986）》，天津國民出書社2006年版，第527頁。
[16]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唸書》1997年第2期。
[18] 丁玲：《養雞與養狗——訪美散記》，《丁玲選集》第6卷，第149頁。
[19] 丁玲：《我這二十多年是怎么過去的》，《丁玲選集》第8卷，第93頁。
[10] 丁玲：《閒談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丁玲選集》第8卷，第121—122頁。
[21] 丁玲：《會面加拿高文家代表團的講話》，《丁玲選集》第8卷，第196頁。
[22] 尚塔爾·格雷西埃：《〈年夜姐〉（法文版丁玲全集）媒介》，阿蘇譯，孫瑞珍、王中忱編：《丁玲研討在國外》，湖南國民出書社1985年版，第160頁。
[23][33][42][46][47] 丁玲：《杜晚噴鼻》，《國民文學》1979年第7期。
[24] 羅蘭·巴特：《明室——攝影縱橫談》，第67—82頁。
[26][28][29] 丁玲：《關于〈杜晚噴鼻〉》，《丁玲選集》第9卷，第262頁，第266頁，第264頁教學。
[27] 丁玲：《“牛棚”小品》，《丁玲選集》第10卷，第171頁。
[30] 對于丁玲提到的編纂們不愛好開頭一事，劉心武在拿到《杜晚噴鼻》后，給丁玲寫了一封信，表現本身“最觀賞的是最后一段”，以為“真有‘一錘定音’之效”。這封信一向被丁玲保留，后由陳明交古代文學館保留。拜見王增如：《劉心武與丁玲的〈杜晚噴鼻〉》，《書城》2009年第8期。
[31] 毛澤東：《臨江仙 給丁玲同道》，《毛澤東詩詞選》，國民文學出書社1986年版，第148頁。
[32][37] 李美皆：《〈杜晚噴鼻〉的寫尷尬刁難于暮年丁玲的復雜意義》，《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34] 張永泉：《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暮年心態探析》，汪洪編：《擺佈說丁玲》，中國工人出書社2002年版，第242頁。
[36] 秦林芳：《丁玲〈杜晚噴鼻〉：政治功利與品德訴求的聚合》，《文教材料》2007年12月號下旬刊。
[39] 魯太光：《對一種“切分”丁玲的不雅點之反思》，《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3年第3期。
[40] 拜見M. 福柯：《另類空間》，王喆譯，《世界哲學》2006年第6期。
[41] 近代中國從清末的海關時，到平易近國的五時區制，再到新中國的北京時光、中國尺度時區的嬗替過程，既是時光全球化的表現，也是國度化的成果。拜見封磊：《從海關時到北京時：近代中國的“時區政治”及其嬗替》，《史林》2020年第4期；郭慶生：《中國尺度時制考》，《中國科技史料》2001年第3期。
[42] 丁玲：《杜晚噴鼻》，《丁玲選集》第4卷，第314頁。《杜晚噴鼻》最後頒發于《國民文學》時，是以“附記”情勢標誌了這兩個時光節點：“一九六六年的春天，我以西南墾區一位女標兵為模特兒寫了《杜晚噴鼻》這篇散文……破壞‘四人幫’以后……提筆重寫《杜晚噴鼻》。一九七八年八月。”但支出《丁玲選集》時，這兩個時光點前移了一年，并被編進小說卷。
[44] 鐘靖：《新中國成立后國民廣場作為政治符號簡直立——以上海國民廣場為例》，《消息與傳佈研討》2020年第1期。
[45] 陳思和：《平易近間的復原——文革后文學史某種走向的說明》，《文藝爭叫》1994年第1期。
[48][49][50] 丁玲：《永遠活在我心中的人們——關于陳滿的記錄》，《丁玲選集》第5卷，第275頁。
[本文為國度社會迷信基金后期贊助項目“性別政治與1980年月中國文學”（批準號：20FZWB 015）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