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羅素
原題目：“中國題目”的緣起、本質與心思本源：羅素在北京的生涯與思惟
羅素訪華是為人熟知的汗青事務。以往的研討多從“五四”時代主義之爭、中西文明交通、哲學影響等角度考核這一事務，晚近趙敦華的研討又反過去考核了訪華這一人生經過的事況在羅素哲學變更與成長中的感化。[①]本文應用羅素的列傳資料及杜威的通訊集（The Correspondenceof John Dewey），聚焦于羅素在北京的生涯與思惟，切磋羅素在北京的生涯若何激起他提出了中國題目，并進一個步驟剖析中國題目的本質及其所反應出的羅素隱秘的心思沖動，從而提醒羅素關于中國的思慮的價值與局限，以及他在公然談吐與私家言說中對于中國做出正負南北極評價的緣由。
一、在北京的生涯
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羅素（Bertrand Russell）[②]與女友朵拉·布萊克（Dora Black）應講學社約請拜訪中國。[③]他們先在上海、杭州及南京呆了一周多的時光，頒發了數次報告，然后從南京搭船溯長江而上，抵達漢口。在羅素看來，“漢口就是一個正好位于中國中間的口岸。中國南北以長江為分界限，工具以京廣鐵路為分界限，這兩條線的會合處即是漢口。”[④]從漢口動身，經由過程京漢鐵路，將能抵達北京。適逢湖南展開自治活動，約請了杜威（John Dewey）及蔡元培、章太炎、吳稚暉等一批國際名人赴長沙襄贊自治。[⑤]于是，應湖南省長譚延闿的熱忱約請，羅素亦從漢口轉赴長沙，在長沙逗留了一天，頒發了四次報告。[⑥]隨后，羅素與布萊克乘火車北上，[⑦]于10月31日抵達北京。此后，除了1921年3月14日赴保定報告一次之外，羅素及布萊克一向留在北京，直至7月11日離京經天津赴日。換句話說，羅素在中國逗留的九個月中，有八個多月的時光都生涯在北京。
即便同為中國的都會，北京也是非分特別特別的。在羅素看來，“上海和天津是白人的年夜城市。初見上海，會讓人想到本身何苦遠涉重洋觀光到此。由於，這處所的生涯與本身所習氣的沒什么兩樣。”[⑧]由于承平軍起義及辛亥反動的損壞，南京成了“一座近乎荒涼的城市。環城城墻有23英里長，可是圍在墻內的年夜部門地皮倒是村落。”“長沙城很像一座中世紀的市鎮，街道很狹小，每所屋子都像一家商舖，屋外掛著歡樂的標志，除了肩輿和多數人力車，沒有其他可用的路況東西。歐洲人在這里開設了幾座工場，幾家銀行，幾處傳道會和一所病院。”[⑨]令羅素沉迷的是杭州和北京。杭州的西湖美不堪收。“那是一種富有陳舊文明的美，甚至跨越意年夜利的美。”羅素最觀賞優雅惱人的葛仙廟，從中領略到了幾分舊日中國士人生涯的愉悅。[⑩]但他在杭州只游玩了兩天，在北京則安頓了一個家。
到北京后，羅素先住在年夜陸飯館，隨即搬到東單北路東遂安伯胡同二號的一個四合院中。四合院是北京罕見的平易近居。羅素描寫說：“北京約有100萬生齒，占空中積很年夜，室第多為平房，并且還留有庭院的空位。”他們與講學社請來的正式翻譯趙元任同住。羅素和布萊克住在北上房，趙元任住在東配房，書房布置在西配房。[11]別的又雇傭了一個男仆、一個男廚師和一個人力車夫。人力車夫是出行必須具備的，由於北京城里沒有電車，也沒有公共car 。[12]羅素和布萊克從舊家具店里購買了一批中國的古玩家具，而不是選購從伯明翰入口的古代家具。這讓中國伴侶們覺得難以懂得。羅素和布萊克享用著古典的北京城，渡過了“一段完完整全快活的時間”。羅素感嘆“北京自己又難以信任地那樣美”，并以安靜柔婉的筆觸記下了一些生涯片段：
由于我們不克不及不在禮拜天任務，我們就常常把禮拜一作為休沐日，并時常到天壇往做鎮日之游，它是我有幸看到的最美的建筑了。我們會無言靜坐，洗澡著冬日的陽光，沉淪在戰爭靜謐之中，然后分開那兒回來預備以鎮靜戰爭靜的心境面臨我們本身阿誰凌亂的歐洲年夜陸的猖狂和苦痛。別的一些時辰，我們常到北京的城墻上往漫步。我很明白地記得，一天薄暮，在夕照余暉中開端漫步，一向走到一輪滿月冉冉東升。[13]
在羅素看來，北京令人覺得“鎮靜”和“安靜”，與歐洲的“猖狂”和“苦痛”恰成光鮮對照。
與如許的北京相得益彰的是中國人。羅素評價說，“他們經常使我想起了中國古書里的人物。”[14]羅素所指的并非僅僅是他在北京所來往的像趙元任、張申府如許密切又杰出的常識分子伴侶，也包含更通俗一些的中國人。他舉例闡明中國人有一種奧妙的風趣感：
有一天，氣象很熱，有兩個胖胖的中年商人邀我乘car 下鄉往看一座很是著名罷了半就圮毀的塔。到那兒以后，我沿著門路迴旋而上，原認為他們會隨著下去，可是到了塔頂才發明他們還鄙人面地上。我問他們為何不下去，他們異常嚴厲地答覆說：“我們曾斟酌上往，並且會商了能否應該如許做。兩邊都提出了很多主要的來由，可是最后有一點使我們做出了決議。這座塔隨時能夠傾圮，我們感到，萬一它真的倒了，最好有那時在場的目睹者可以或許證實哲學家是如何逝世的。”
他們真正的意思是說氣象太熱，他們又胖，所以爬不上往。[15]
中國人非分特別可以或許觀賞美。“一個歐洲人在先容居處時，會對你說鐵路路況方便。而一個中國人不會提到關于火車的任何工作；他只會說有一個現代天子的皇宮，唐朝一位有名詩天然的湖心亭，合適隱居避世。”羅素在北京的家剛好離前門火車站和故宮都不太遠。他所舉的這個例子很能夠是真正的產生的工作。中國手藝人甚至苦力身上也存在著一種“下認識的美感”。羅素評論說：手藝人“的產物年夜都很優美，不像用機械生孩子的那款式樣單一。”中國人是文質彬彬的。主要的是，“這種禮儀也并非限于某一階級，就是社會最底層的苦力也是這般。”與歐洲人比起來，中國人生涯得更像是一個有莊嚴的人。“自我尊敬和小我莊嚴，能夠表現在每一個中國苦力身上，而我們能夠只要多數金融寡頭才幹在必定水平上保持。”[16]羅素在北京寫信給他的戀人奧托蘭·莫雷爾說：中國人“有如一個由藝術家構成的平易近族，有他們的一切長處和毛病。”[17]
羅素對中國及中國人的這種印象從他坐船在長江上飛行時就奠基了。他1920年10月28日寫給奧托蘭·莫雷爾的信中就說：“中國人似乎是感性的快活主義者，很理解若何獲取幸福，經由過程死力培育其藝術感而臻于美好的幸福，而其差別于歐洲人之處就在于，他們寧愿享用歡喜，而不往追逐權利。各個階級的人都笑容常開，即便位置最低下的人們也是這般。”[18]在長江上的經歷與統一年炎天在俄國伏爾加河上的飛行經過的事況構成了光鮮的對照。羅素后往返憶說，“恰是在1920年炎天那次伏爾加河上的航程途中，我初次認識到，我們東方人在心思上曾經不可救藥，布爾什維克正試圖將那樣的工具，強加在從實質上屬于亞洲人的族裔頭上。”在訪俄之前，羅素曾經從不受拘束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以為后者可以或許對社會的經濟軌制停止徹底的改革。因此，他對布爾什維克俄國抱有信念和盼望，以為它預示著歐洲的前途。但在伏爾加河上，他頓悟到，“布爾什維克的目的是將他們（指俄國人——筆者注）卷進產業化，讓他們盡量美國化。”[19]瑞·蒙克總結羅素在伏爾加河上的頓悟說：“本錢主義和共產主義不是對峙的工具；更確實地說，它們是那種深度疾病的兩種孿生表示，都與旨在完成產業化的草率、猖狂的匆促之舉有關，只不外采用了分歧的方法罷了。”[20]
與中國人一樣，俄國人也曾都是“藝術家，即便是最樸素的農人也不破例”。[21]但此刻這個藝術家的國家正在被布爾什維克卷進產業化。羅素以為，懦弱而佈滿異國情調的俄羅文雅明曾經被摧毀。[22]榮幸的是，羅素在長江上發明了另一個藝術家的國家——中國。
由此，我們可以懂得，為安在羅素對于北京的體驗中，中國即便處于騷亂之中，也“仍是一個佈滿了哲學的安靜的國度”。[23]杜威評論羅素說：“戰鬥和俄羅斯天然影響了如許一個敏感的腦筋。他以為文明（civilization）注定要像陳舊的羅馬世界一樣覺醒；他以為它最多再存在兩個多世紀。也許他是對的，但我看不到也感到不到，但我能看到，對于一個親眼目擊了歐洲瓦解的人來說，世界會有多么分歧。”[24]杜威正確地捉住了羅素追蹤關心的重心。中國之所以主要，并非僅僅由於它是救贖瓦解的歐洲和被摧毀的俄羅斯的盼望，更是由於它是行將覺醒的文明自己的盼望。這盼望在于中國人所享用的藝術家普通的生涯之中——這種生涯也就是羅素在北京所過的那種生涯。
二、中國題目
對于羅從來說，文明最主要的關節在于它的文明，政治、經濟題目都排在其后。1922年，他出書了一部周全體系地論述他關于中國的看法的專著，即《中國題目》（TheProblem of China）。一開首，他就將中國的題目回結為經濟、政治和文明三個方面。隨即提出，“我小我以為無論對于中國仍是對于世界，文明題目最為主要。假設文明題目可以或許處理，無論采用哪種政治或經濟軌制往完成這一目標，我或多或少都能安然接收。”[25]
為何文明題目最主要呢？羅素以為，每小我所幻想的生涯是紛歧樣的，所認定的幸福也紛歧定雷同，但人類有一種通性是分歧的。人類的沖動可以分為“占有的沖動”（Possessive Impulse）和“發明的沖動”（Constructive orCreative Impulse）兩種。與兩種沖動相當，財富也可以分為兩類。物資的財富，如食品和衣服，是占有的沖動的直接表示；精力的財富，如迷信與藝術，是發明的沖動的直接表示。物資的財富被據為公有之后，就不克不及再分給他人。因此會惹人競爭、妒忌、殘酷甚至往做擄掠的勾當，令各種惡德彌漫世界。而精力的財富，不單不克不及據為公有，還會惹人把它傳佈到全世界往。就像一個年夜畫家或年夜詩人，非但不禁止他人學書和作詩，還會輔助他人往倡導風尚。從實質上看，占有的沖動是仇視別人的。一人占有，則別人無法分送朋友。而發明的沖動會進獻于別人。一小我在迷信上有所發現，同時就進獻于別人了。故而，一種好的社會軌制應當最年夜限制地擴大發明的沖動，而將占有的沖動調理到最小的限制。羅素并誇大說，占有的沖動也是文明起源的緣由，不克不及完整覆滅。[26]
1916年，羅素在《社會改革道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中提出了兩種沖動的實際。[27]1917年，他在《政管理想》（Political Ideals）這本小冊子中應用這種實際來剖析作甚幻想的政治。[28]1921年，他再次應用這一實際來論述“社會構造學”。[29]1923年，他在“社會構造學”報告的基本上，出書了《產業文明之未來》（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又一次用這種實際來闡明更好的世界的尺度。[30]《中國題目》固然未說起兩種沖動的實際，但現實上還是以此為尺度來剖析、處理中國題目。依據這一尺度，文明即為對發明性沖動的施展，而只要足以支撐最充足地施展發明性沖動的經濟、政治軌制，才是值得尋求的、好的軌制。故而，對于羅素而言，中國題目就轉化成了如下題目：
中國也允許以視為一個藝術家的國家，它具有藝術家所具有的一切善惡之德：其會議室出租善重要利于別人，而其惡卻足以迫害本身。中國人的這些美德能傳播下往嗎？抑或，中國為了保存上去，反而不得不往選擇那些自私自利的惡德。假如中國真的照搬它正與之打交道的這些本國的形式，這個世界又將會變得如何呢？[31]
在1921年致維特根斯坦的一封信中，羅素說得更明白：
一切的國度都在打他們（指中國人——筆者注）的主張，以為不克不及讓他們以他們的方法享用生涯。他們將自願樹立陸軍和水兵，自願開煤礦，煉鋼鐵——實在，他們想做的工作是寫詩歌，畫圖畫（很是漂亮的丹青），編音樂。他們應用裝潢著流蘇的多弦樂器吹奏音樂，近乎完善，可是聲響小得簡直聽不見。[32]
換句話說，中國題目就是一個藝術家的國家應若何在一個逐步卷進產業化的世界中保存下往。羅素說明說：“我所謂的藝術，并非專指成就很高、練習有素的藝術家們的佳作，盡管這些佳作的位置天然是最高的。我同時也指人們在俄國的農民、中國的苦力身上發明的那種下認識的美感，這種美的沖動發明了在清教徒時期之前就傳播在我們中心的平易近間歌謠，這些歌謠至今仍傳唱在板屋和花圃之中。”[33]當羅素稱中國為一個藝術家的國家時，他指的是中國所依然堅持著的那種自己就具有內涵價值的生涯——富有常識、藝術、人生樂趣、友情及溫情的生涯。他總結說，“與產業國度分歧，他們（指中國人——筆者注）依然保留著觀賞文明的才能，逗樂的閑暇，以及洗澡陽光停止哲學會商的快活。”[34]
在此意義上，中國題目并非局限于中國一個國度的題目，而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題目。中國題目的處理，不只關乎中國的生死，更關乎羅素所幻想的那種具有內涵價值的、可以或許施展發明性沖動的生涯方法的生死，關乎著文明的覺醒抑或賡續。“與其把中國視為政治實體還不如把它視為文明實體——獨一從現代保存至今的文明。”[35]在羅素眼中，西方與東方的差別僅僅是表象，文明的存在與否才是最基礎性的題目。因此，他一面呼吁中國人保留自家固有的文明，一面又催促中國人進修東方的優點。但是，在近代中國的語境中，嚴復所奠基的東、西二元對峙的比擬邏輯影響深遠——提倡西方文明，似乎就同等于拒斥東方文明。[36]即便1920年月的不少中國常識分子已認識到東方文明存在著缺點，但對于在民眾媒體上公然宣揚保留中國固有的文明仍存疑義。羅素頒發第一場演說后，周作人就公然頒發了《羅素與國學》一文，勸告羅素不用“勸中國人要珍重國學”。直到1925年，魯迅在與柯柏森爭辯能否應讀中國書的題目時，仍別有興趣味地提到了羅從來華一事，對羅素的主意不太認為然。[37]
杜威曾不無嘲弄地評價說，羅素了解作甚公理，而他本身甚至無法想象有任何工具可以或許這般簡略地予以界說。[38]簡直，羅素對于一個社會的評價尺度非常明白，即，它能否可以或許最年夜限制地施展發明性沖動，最年夜限制地讓一切社會成員享用文明。在必定水平上，這是中國聽眾習氣的思想方法。杜威描寫說，中國人此刻陷溺于實際。他們會問的典範題目時，真諦是什么？宗教是什么？平易近主是什么？也會問一個相當詳細的題目，好比，什么是天性？但顯然，他們不清楚前一種題目為何不克不及像后一種題目那樣來處理。[39]羅素直接給出公理社會的界說，讓他的報告更易為中國聽眾所接收。但同時，這也是一個很是小我化、也帶著顯明的貴族滋味的尺度。羅素曾以轎夫在歇息時的彼此逗樂為例證實一切階層的中國人都可以或許享用生涯。魯迅屢次對此加以譏諷，以為這種逗樂不外是主子在主人眼前不得不做出的笑容。[40]確切，對于羅素的中國聽眾來說，更為緊急、也更為主要的題目是中國的政治若何自力、產業若何成長，從而讓蒼生真正過上好的生涯。而對于羅素而言，“只要一種任務，是此刻人人都認可的，即對于人類社會的任務。如天主，國度，家庭這些安排人類的不雅念，此刻曾經曩昔了。”[41]目的的紛歧致使得羅素在中國的演說老是顯得有些對症下藥。
三、筑造心靈家園
毫無疑問，羅素在公共談吐中對于北京、對于中國人的刻畫都存在著醜化的偏向。他如許談到北京年夜學的教員：“原來用以付教員薪水的錢常常被督軍們調用，是以，他們教書重要是出于愛好喜好而不是為了賺大錢。”[42]而現實是，1921年春天，也就是羅素在北京生涯、在北年夜做講座的同時，北京國立八校教人員由於欠薪倡議了罷教討薪活動。羅素對此不太能夠全無所聞。在《中國題目》中，羅素也確切提到過教員的罷教活動。[43]羅素又傳播鼓吹：中國人“的思慮不是以十年為單元，而是萬年。”[44]這異樣是一個美妙卻不實在際的評價。羅素甦醒地了解，由于他老是謝絕對中國人以後的政治困難提出提出，中國人對他的報告頗為不滿。[45]與公共言說中的醜化構成對照的是，在私家言說中，羅素對于中國和中國人的評價極為負面。1920年12月15日，他在致柯莉的信中說：“中國很是壓制，它正在朽敗糜爛，就象［像］早期的羅馬帝國一樣。”1920年12月3日，他致柯莉的信中說：“中國人沒有心地、怠惰、不老實。……盡年夜大都先生笨拙而又怯懦。我并不真地以為我在此間所做的一切有什么價值。”[46]
應當若何懂得公共談吐和私家言說中的差別呢？羅素對于中國的公然醜化與暗裡的負面評價簡直是同時的，這里并不存在跟著時光變更而發生的立場演化，就像他對于布爾什維克俄國的立場改變一樣。
杜威對羅素的評論供給了一種懂得思緒。他說，羅素有一種數學的超然（mathematical detachment），因此在說明很是復雜的情形時會疏忽失落語境，選擇與手頭題目直接相干的內在的事務，給出很是簡略的謎底。在杜威看來，羅素的謎底在提出題目時就曾經相當明白了。[47]在必定水平上，杜威是對的。早在1916年，羅素就提出了兩種沖動的實際，而中國為這一實際供給了一個鮮活的、實存的證實。為此，他不得不將復雜的中國簡化為一個藝術家的國家，而醜化則是此中不成防止的一個環節。
魯迅曾剖析本國人對中國及其文明的贊頌是出于四種緣由：其一是不了解而贊頌；其二是養尊處優者受了勾引而贊嘆；其三是認中國報酬劣種，只配悉照本來樣子容貌，居心稱贊中國舊物；其四是為著觀光中的異國情調而否決中國歐化。魯迅固然對羅素的主意不認為然，卻也異常敏感地認識到他對中國的醜化并不屬于上述四種中的任何一種：“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淺笑，便贊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興趣思罷。”[48]
簡直，羅素的這種簡化和醜化有著更深層的心思本源。羅素自己非常器重有意識沖動的感化，曾論述說：“這些沖動有那種解心術里所能表露的有意識的沖動的感化，並且我想最要緊的就是把這些沖動的感化拖出來叫它見天日，使我們看破本身心中的暗鬼，又盡我們的力使人家亦看破人家本身的；由於埋在暗處的有意識的沖動如果不發見出來于感性有妨害。”[49]羅素醜化中國事基于何種有意識的沖動呢？
在赴俄國游歷前夜，羅素致信他鐘愛的戀人科莉特說：“我真愛慕那些永遠信其所信、不為存亡憂心而對一切組成其生涯基準的工具都淡然視之的人們。”[50]與這些人分歧，對于羅從來說，必需要對存在的實質有所貫通才幹夠安心腸在這世界上生涯下往。張申府曾簡練地論述說：“畫家想要了解事物的表面，現實的人想要了解它是什么，但哲學家比現實的人更激烈地想要了解它的實質。”[51]在歐戰前，數學或許數理邏輯為羅素供給了生涯于這個世界的基本：
數教學場地學，假如對的地看它，不單擁有真諦，並且也具有至高的美……這種美沒有繪畫或音樂的那些富麗的裝潢，它可以純凈到高尚的田地，可以或許到達嚴厲的只要最巨大的藝術才幹顯示的那種美滿的地步。……遠闊別開人的感情，甚至遠闊別開天然的不幸的現實，生生世世逐步發明了一個次序井然的宇宙。純粹的思惟在這個宇宙里似乎是住在本身的家里。至多我們的一種更高貴的沖動可以或許在這個宇宙里迴避實際世界的凄清的流落。
數學令宇宙變得“次序井然”，令羅素得以離開實際的世界，在數學的世界中施展其發明的沖動，獲得一種家的感到。但一戰使他“不克不及再持續活在抽象的世界里”。“阿誰與人事有關的世界有時仍然是一個迴避的居處，可是不是一個建造永遠居處的國家了。”[52]數學世界曾是羅素所崇奉的獨一其實和永遠居處，但它此刻坍塌了。羅素將之歸納綜合為“廢棄畢達哥拉斯”。據瑞·蒙克的研討，這一廢棄之舉是在1919年末完成的。除了一戰的影響，羅素與維特根斯坦的會商也是他廢棄畢達哥拉斯的緣由之一。受后者的影響，羅素在1920年頭的文章中開端以為邏輯學只是對說話的剖析，而非研討永恒的抽象情勢。換句話說，“永恒事物”并不存在。年夜約在1920年末1921年頭，羅素從北京致信劍橋三一學院，辭往了劍橋的講師職務。[53]這意味著他廢棄了以研討數理邏輯為生，而決計以寫作為生。
在談到對數學的廢棄時，羅素屢次說起的一個隱喻是“家”或“永遠居處”。說話的表層符號與其深層意義異樣主要。就感情而言，對于羅素如許異常敏感的心靈來說，廢棄數學，就好像掉往家園一樣。1920年4月，羅素在給戀人科莉特的信中說：“我了解這極真個孤單，由於我在這世界下游蕩，像一個鬼魂，用聽不見的聲調措辭；我被拋棄了，似乎我是從另一個星球上失落上去的。”[54]
羅素急切地需求一個家。假如心靈上的家園臨時無法尋得，一個現實上的家也很不錯。瑞·蒙克刻畫他訪俄及訪華前夜的感情偏向說，“在他的情感層面上，生兒育女的盼望代替了哲學的位置。”[55]恰是是以，盡管布萊克與他在關于布爾什維克俄國的不雅感上不合宏大——布萊克“很愛好俄國”，正如羅素“之極仇恨它一樣”，[56]盡管科莉特是他更為鐘愛的女友，與他在感情上更密切，在智識上更契合，盡管在訪華前夜，羅素與布萊克一向由於俄國題目而爭持，而與科莉特一路在肯特郡海岸渡過了一段佈滿安慰的高興假期，但由于科莉特謝絕生孩子，而布萊克愿意替他生兒育女，羅素終極依然選擇約請布萊克陪伴他拜訪中國，并預備與后者成婚以便給將來的孩子一個符合法規的成分。[57]1921年五六月間，布萊克如預期的那樣，在北京懷上了羅素的孩子。[58]
異樣在北京，羅素發明：“在這個星球上，我沒有家園。中國人不獰惡，對我來說，中國接近家園，跨越了我了解的任何國家。”[59]經由過程在北京的生涯，羅素勝利地為本身筑造了一個心靈家園——作為藝術家國家的中國。羅素曾指出，布爾什維克和傳統不受拘束主義的重要缺點就在于信任人從最基礎上具有感性，而疏忽了對人們強無力的心思沖動的熟悉。[60]而他自己關于中國的思慮則充足展示了其強無力的心思沖動——對于家園的盼望。
結語
伏爾加河上的頓悟及在北京的生涯令羅素提出了中國題目，即，一個藝術家的國家應若何在一個逐步卷進產業化的世界中保存下往。在羅素看來，這是一個關于文明覺醒抑或賡續的世界性的題目。他在北京教導部的系列講座《社會構造學》即測驗考試答覆這一題目，但因病而中輟。這一講座是他一切在華報告中最具原創性的一個。1923年，基于《社會構造學》而完成的《產業文明之未來》出書，但仍未能答覆這一題目。
一方面，對于羅素自己而言，題目自己能夠比謎底更為主要。作為藝術家國家的中國自己就是他為本身筑造的一個心靈家園。羅素對此應該是有自知之明的。究竟，他以為“哲學家的職務是盡量使他本身成為一個平允的鏡子，可是熟悉由于我們的本性這面鏡子的曲解之不成防止，也是他應有的職務。”[61]盼望家園的沖動使得羅素對于中國的熟悉不成防止地有所曲解，而熟悉到這一點，自己也是哲學家應有的職務。羅素在私家函件中關于中國和中國人的批駁，充足證實了他盡了哲學家的這兩項職務。
另一方面，好像杜威所指出的，羅素思惟中似乎存在一種窘境，要么是貴族、非公理與文明，要么就是同等、公理與無文明。[62]順著杜威的思緒，還可以接著詰問，為何食品和衣服、四小時作工屬于占有性沖動，迷信、哲學、文學、美術、游戲、觀光就屬于發明性沖動呢？食品和衣服不是也可以成長成藝術么？迷信、哲學、文學、美術、游戲、觀光不是一樣能夠淪為掠奪名看和好處的東西么？羅素的這種回類之所以被視為天經地義，是由於其后暗藏著的自古希臘以來對腦和手的二元區分。這種二元區分在古典哲學中表示為兩個存在範疇的區分：一個對應于傳統宗教中的、超天然的世界，在形而上學的刻畫中釀成了只要經由過程體系哲學練習才幹懂得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其實世界；另一個是日常經歷的、絕對真正的的景象世界。這兩個存在範疇在社會學上又對應著下層階層和工匠及奴隸的差別、閑暇和休息的分野：主人在閑暇中尋思最高其實，而工匠和奴隸靠著雙手不斷勞作。[63]而在杜威看來，常識是具有持續性的，即便是邏輯和數學如許所謂規范性的先驗構造，也是樹立在經歷的基本上并被試驗性地應用著，與冶金學家處置礦石的方式沒有本質上的分歧。[64]換句話說，在杜威看來，年夜腦與腿、手、眼屬于統一個實行機制，最後也是一個行動器官。[65]羅素和杜威在哲學上的分野異樣有著社會學上的對應項：他們一個出生貴族、一個出生布衣，一個來自瓦解的歐洲、一個來改過興的美國。是以，羅素對于產業文明的未來不抱信念，老是擔心文明行將撲滅——即便不撲滅于世界戰鬥，也會撲滅于產業主義自己，而杜威深信通俗人也將可以或許在產業社會的日常任務及生涯中享有多數迷信家和藝術家所享用的那種快活。[66]
注釋：
[①]馮崇義的《羅素與中國：東方思惟在中國的一次經過的事況》（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周全而體系地考核了羅素在中國的講學運動以及羅素與中國的復雜關系，以為羅素關于社會改革的實際從總體上說是公道而分歧時的，因此未能成為影響中國古代汗青過程的要害思惟家。朱學勤《讓報酬難的羅素》（《唸書》1996年第1期）以為羅素所供給的“綜合性的思惟主意”令“習氣于非此即彼的中國人”難以掌握，但恰是這一點裸露了中國思惟界所風行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形式的單薄。也有學者從中西文明交通的角度高度評價羅素訪華的影響。童世駿《羅素的“中國題目”，中國之“羅素題目”》及儲殷的《中國人簡直找到了合適本身的古代化途徑》是其代表。兩文俱支出羅素：《中國題目》，田瑞雪譯，北京：中國畫報出書社，2019年。白薇臻、楊莉馨的《〈中國題目〉與古代性反思——從羅素訪華談起》（《東南師年夜學報》第55卷第6期，2018年11月）進一個步驟切磋了羅素的《中國題目》若何組成了東方反思古代性鏈條上的主要一員。姜繼為的《勉為其難的“先知”》（支出姜繼為編《哲學盛宴——羅素在華十年夜報告》，合肥：安徽教導出書社，2007年）確定了羅素哲學在中國的影響。顧紅亮的《論梁漱溟對羅素哲學的儒化》（《學術月刊》第47卷第4期，2015年4月）切磋了梁漱溟對《社會改革道理》中沖動說和靈性說的吸納和改革，以為羅素的哲學組成了古代新儒學的內涵環節。趙敦華的研討拜見《豪情和明智的同床異夢——以羅素在北年夜的講堂筆記為關節點》，《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迷信版）》第58卷第2期，2021年3月。
[②]BertrandRussell，1920年月的譯名有“羅素”（張申府譯）、“羅塞爾”等，明天普通譯為“羅素”。
[③]1920年五、六月間，梁啟超級人以“中國公學、新學會、尚志學會”的名義致電羅素，約請他訪華；同年8月8日，傅銅提出可結合各集團與工商界人物成立“國外名哲聘任團”；9月5日，梁啟超與張東蓀乃商籌組織講學社，每年聘名哲一人來華報告。羅素即為講學社所約請的第一人。拜見丁文江、趙豐田編，歐陽哲生收拾，《梁任公師長教師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4月，第480、483—484頁。據《羅素自傳》第二卷（羅素著，陳啟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62頁），羅素收到的講學約請信是以“中國講學會”的名義收回的。那時羅素剛自俄國前往英國，時光在1920年夏。因此，“中國講學會”只是一種籠統的稱號，并非特指某一機構。
[④]羅素：《中國題目》，秦悅譯，北京：經濟迷信出書社，2013年，第56頁。
[⑤]拜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第489—490頁；喻春梅：〈杜威、羅從來湘講學及其影響——以長沙《至公報》為視角〉，《吉首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11年第5期；“News from Central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919-1921)[Shanghai]06 Nov1920。
[⑥]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86頁。
[⑦]羅素先容說，京廣鐵路今朝最南只通到長沙，尚未全線守舊。拜見羅素：《中國題目》，第57頁。
[⑧]羅素：《中國題目》，第56頁。
[⑨]引自1920年10月28日羅素自長沙赴北京途中寫給他的戀人奧托蘭·莫雷爾信。該信英文版以“中國的幸福”為題頒發于休•馬辛厄姆主編的《國度》(Nation，1921年1月8日)。（拜見［英］瑞·蒙克講座場地：《羅素傳：孤單的精力1872—1921》，嚴忠志、歐陽亞麗譯個人空間，杭州：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第700—701頁。）此信經趙元任翻譯為中文，以“觀光中國的快活”頒發于《申報》1921年3月20日第18版。此信亦以“致《公民報》”為題支出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204頁。
[⑩]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85、203頁；羅素著，趙元任譯：《觀光中國的快活》，《申報》1921年3月20日第18版。
[11]張申府：《我對羅素的敬佩與清楚》，支出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中國到不受拘束之路：羅素在華報告集》，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第326頁；趙元任：《為羅素任翻譯的日子》，支出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中國到不受拘束之路：羅素在華報告集》，第321頁；引自羅素：《中國題目》，第54頁。
[12]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87頁；羅素：《中國題目》，第54頁。
[13]本段及後面兩句引文引自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89、190頁。
[14]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90—191頁。
[15]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91頁。
[16]羅素：《中國題目》，第160、4、55、150、162頁。
[17]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207頁。
[18]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203頁。
[19]兩段引文都轉引自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 1872—1921》，第688頁。
[20]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 1872—1921》，第688頁。
[21]羅素致奧托蘭的信，轉引自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 1872—1921》，第688頁。
[22]拜見1920.12.29(04115):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John Dewey, The Correspondence ofJohn Dewey, vol.2, edited by Larry Hickman, Barbara Levin, Anne Sharpe, andHarriet Furst Simon,[Electronic edition], Charlottesville, Va : InteLexCorporation, 1999-2004. 下引杜威望件，異樣處于此書，不再逐一注出。
[23]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90頁。
[24]1920.12.29(04115):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25]羅素：《中國題目》，第2頁。
[26]拜見張東蓀：《羅塞爾的“政管理想”》，《束縛與改革》第1卷第1號，1919年9月1日；羅素：《社會改革道理（羅素在滬之報告）》，《晨報》1920年10月17日，又載《教導公報》第7年第12冊，1920 年12月20日；羅素：《社會改革道理》，余家菊譯，北京：晨報社，1920年10月。
[27]《社會改革道理》是羅素1915年夏寫作、1916年頭頒發的報告稿的結集。后來在英國出書時命名為“社會改革道理”，在美國出書時未經羅素批准命名為“人們為何而戰：廢除國際斗爭的一種方式”。拜見Bertrand Russell, Why Men Fight: a Method of Abolishing theInternational Duel. New York: Century Co. 1917; 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8頁。
[28]BertrandRussell, Political Ideal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7.
[29]1921年2—3月，羅素在北京教導部會場做“社會構造學”的系列報告（五講）。該報告的中文記載稿有兩個版本，一個由伏廬筆記，頒發于《晨報》、《平易近國日報·覺醒》、《羅素月刊》、《教導公報》等；另一個由廷謙筆記，頒發于《北京年夜學日報》。
[30]BertrandRussell and Dora Russell, The Prospects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New York, London: The Century Co., 1923.
[31]羅素：《中國題目》，第2—3頁。
[32]轉引自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 1872—1921》，第708頁。
[33]羅素：《中國題目》，第4頁。
[34]羅素：《中國題目》，第159頁。
[35]羅素：《中國題目》，第164頁。
[36]拜見彭姍姍：《封鎖的開放：泰戈爾1924年訪華的遭受》，《清華年夜學學報》2010年第4期。
[37]拜見仲密（即周作人）：《羅素與國學》，《晨報》1920年10月19日第7版；魯迅：《聊答“……”》，原載《京報副刊》1925年3月5日，支出《魯迅選集紀年版》第3卷（1925年），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14年，第181-182頁。
[38]1920.12.29(04115):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39]1920.12.29(04115):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40]魯迅：《燈下短文交流》（1925年4月29日），原載《莽原》周刊第2、5期，1925年5月1、22日，支出《魯迅選集紀年版》第3卷（1925年），第251頁；魯迅：《談“劇烈”》（1927年9月11日），原載《語絲》周刊第152期，1927年10月8日，支出《魯迅選集紀年版》第5卷（1927-1928年），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2014年，第213-214頁。
[41]羅素：《產業文明之未來》，高佩瑯譯，上海承平洋書店，出書年不詳，第161頁。
[42]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89頁。
[43]羅素：《中國題目》，第163頁。
[44]羅素：《中國題目》，第164頁。
[45]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91頁。
[46]函件原件存羅素檔案館，轉引自《羅素與中國：東方思惟在中國的一次經過的事況》，第159頁。［］內的文字為筆者所校改。
[47]1920.12.29(04115):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48]魯迅：《燈下短文》（1925年4月29日），支出《魯迅選集紀年版》第3卷（1925年），第250-251頁。
[49]羅素講，伏廬筆記，趙元任譯：《第五講 評判社會軌制黑白的尺度》，《羅素月刊》1921年第4期，第81—82頁。此文為“社會構造學”第五講。
[50]羅素致科莉特，1920年4月24日，拜見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53頁。
[51]張申府：《我對羅素的敬佩與清楚》，支出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中國到不受拘束之路：羅素在華報告集》，第324頁。
[52]三段引文俱出自羅素：《廢棄畢達哥拉斯》，《羅素文集》第12卷，第211—212、214頁。
[53]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1872—1921》，第703、702頁；關于維特根斯坦對羅素哲學變更的影響，亦拜見趙敦華：《豪情和明智的同床異夢——以羅素在北年夜的講堂筆記為關節點》，《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迷信版）》第58卷第2期，2021年3月。
[54]轉引自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54頁。
[55]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1872—1921》，第702頁。
[56]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62頁。
[57]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1872—1921》，第691—693、697頁。此書將羅素所鐘愛的女友名字譯為“科萊特”。
[58]羅素：《羅素自傳》第二卷，第193頁。
[59]羅素致伊麗莎白，約1921年2月，轉引自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1872—1921》，第708頁。
[60]瑞·蒙克：《羅素傳：孤單的精力1872—1921》，第694頁。
[61]羅素：《我的哲學的成長》，《羅素文集》第12卷，溫錫增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15頁。
[62]1920.12.29(04115): John Dewey to Albert C. Barnes.
[63]拜見杜威：《哲學的改革》，《杜威選集·中期著作》第12卷，劉華初、馬榮、鄭國玉譯，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第64-75頁。
[64]拜見杜威：《哲學的改革》，第125頁。
[65]杜威：《其實具有實行特征嗎？》，《杜威選集·中期著作》第4卷，陳亞軍、姬志闖譯，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2年版，第103-104頁。
[66]拜見杜威在華報告“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英文原稿第十六講，即”Social Pol Phil”，支出Articles and Manuscripts, Surname Remain to be verified, 中國社會迷信院近代史研討所胡適檔案躲，E0087-001。也拜見彭姍姍：《五四時代杜威“政治哲學”報告論析》，《近代史研討》2020年第4期。
（作者單元：中國社會迷信院近代史研討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