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門關是現代絲綢之路上的咽喉重地、現在的世界文明遺產，在絲綢之路史及中國現代史上極具典范象征意義。千載之下，其文明內在早已超越詳細所指，成為汗青文明感頗為光鮮的空間符號和絲綢之路標志性地物。
本次講座，我們回溯玉門關的汗青。隨同歷代華夏王朝經略東南的變更及中西路況道路的更迭，玉門關的關址曾有過幾回變遷：漢唐時代玉門關曾先后設在今甘肅省嘉峪關市、敦煌市、瓜州縣境內；五代以后又從頭回到嘉峪關一帶；明代所設的嘉峪關，也可視為陳舊玉門關的延續。
最早設置的玉門關
經由過程對文獻及遺址的考核，我以為嘉峪關郊區東南約10公里的石關峽，是汗青上設置最早的玉門關。
資料之一：玉門關作為漢長城的西端，是隨同著河西漢長城的逐次修筑而建立的，其始筑年月應在“筑塞西至酒泉”的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史記·年夜宛傳記》載，漢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103年）貳師將軍李廣利率軍初次西伐年夜宛掉利后，領軍還至敦煌，“皇帝聞之，年夜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進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由此可見，李廣利之時的玉門關，應設在敦煌以東，李廣利在掉利后恐于漢武帝敕令，不敢進進玉門關，只好留軍于玉門關以西的敦煌，以備再戰。王國維《流沙墜簡·序》、勞干《兩關遺址考》、方詩銘《玉門地位辨》等均持這一不雅點，以為漢武帝太始二年以前的玉門關不在敦煌東南，而在敦煌以東，是年以后才改置在敦煌東南的小方盤城一帶。不外，夏鼐、向達、陳夢家等學者則持分歧見解，以為漢玉門關自始置至終漢之世俱在敦煌東南，不存在遷移題目。這里我贊成上述王國維、勞干等的看法。
資料之二：唐初和尚道宣《釋迦方志》卷上《遺址篇第四》載，年夜唐使印度有三道，“此中道者，從鄯州東川行百余里，又北出六百余里至涼州，東往京師二千里，從涼州西而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又西四百里至肅州，又西少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門關，關在南北山間。又西減四百里至瓜州……”這段記錄所述道路清楚，各地間彼此地位正確，與現實過程皆合。值得留意的是，云肅州（今酒泉市）西少北75里有“故玉門關”，并且將其記進《遺址篇》中，知所云“故”字當非衍文，這里確應有故玉門關，即唐以前、漢代所置的玉門關。
資料之三：道宣同書卷上《中邊篇第三》又記，蒲昌海“東面少北，往玉門一千三百里，又西南往陽關三百里”。蒲昌海學界公認即今羅布泊。道宣將玉門與陽關并稱，玉門無疑應指所謂的“故玉門關”。由今羅布泊東而少北1300唐里處，正是今酒泉市城西缺乏百里的處所，這與《遺址篇》所記故玉門關在酒泉西少北75里、瓜州（今瓜州縣鎖陽城）東400里的地位吻合，亦合適之前漢武帝“使使遮玉門”的酒泉郡西部一帶地位，這幾條史料可彼此印證。只是以上記蒲昌海“西南往陽關三百里”不正確，現實是東往陽關六百里。
根據以上資料對“故玉門關”的方位、里距記敘而求之，酒泉城西略偏北75里、鎖陽城東400里之處，恰是今甘肅嘉峪關郊區東南約10公里處的石關峽。該峽別名水關峽、黑山峽，位于嘉峪關黑山南部。嘉峪關黑山系河西走廊北山向南凸起的一片剝蝕殘山，山體高山拔起，綿亙于走廊平原之上，絕對高度200至500米，最岑嶺達坂頂海拔2799米，為疏勒河道域與黑河道域的分水嶺。山體南部有一條工具向延長的自然峽谷，即石關峽，長約10公里，貫穿全部山體南部，寬百米許，南北兩側山體挺拔，情勢險峻，正可謂“關在南北山間”。峽內有年夜道，可通車馬，是現代由酒泉西出的要口。峽中還有一股溪流由西向東流往，溪水自南北兩山崖間滲出，匯為水流，今名紅柳溝，澆灌峽口以東黃草營村的地盤。這道溪水為穿越石關峽的前人行旅供給了傑出的補給水源，而前人在干旱沙漠地域行進，沿途人畜水源補給從來是重要題目之一，前人由肅州西行七八十里（約一日過程）恰可獲得紅柳溝溪水的補給，因此石關峽也就成了非常幻想的必經通道，峽口地點無疑為要隘重關。
資料之四：《承平寰宇記》卷152引北涼闞骃《十三州志》：“延壽縣，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東，至玉石障。”筆者曾考得漢延壽縣故址即今玉門市清泉鄉騸馬城，則該縣之東的“金山”無疑指今嘉峪關黑山，則“玉石障”恰是今石關峽。“玉石障”和“玉門關”二名，寄義頗為接近，當屬一地，只不外為前后時期叫法上的分歧罷了。
由上考來看，漢代最早建立的玉門關，亦即道宣所謂“故玉門關”應在明天的石關峽。它位于敦煌以東，約于武帝元鼎六年始筑，至太始二年李廣利初次伐宛后不久，跟著武帝經略西域的需求，遂西遷至敦煌郡東南，漢玉門關是以確有西遷之舉。西遷前名玉門關，西遷后這里改置障城，遂名玉石障。那時之所以有“玉門”“玉石”之名，一方面無疑由于西域向華夏貢玉的孔道經過此峽，二是本地自古亦產玉石（硬玉，質地次于昆侖山北麓所出透閃石質軟玉），早有玉石山之名，明天酒泉夜光杯所用部門玉材仍采自是山。
資料之五：《漢書·地輿志》玉門縣條師古注、《承平寰宇記》卷152引《十三州志》《元和郡縣圖志》卷40肅州玉門縣條皆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門縣。漢玉門縣城即今玉門市赤金鎮古城，位于石關峽西68公里。漢代所罷玉門關，應指最早的玉門關——今石關峽。這里自有流水可供屯田，今黃草營村即昔之玉門關屯田區。漢罷此關后，玉門關之人天然是就近徙于赤金綠洲（石關峽西比來的一塊綠洲），因以置縣，名玉門縣。有學者以為“漢罷玉門關屯”的玉門關是指敦煌東南之玉門關，我們可以試想，假若真是敦煌東南玉門關罷屯，其人何不就近安頓在本郡的龍勒、敦煌、效谷等縣，卻要遠涉酒泉郡赤金綠洲（相距約400公里）？如許的揣度于道理分歧。並且需求斟酌到，西漢那時邊地充實、生齒稀疏，河西四郡中尤以最西真個敦煌郡生齒起碼。由《漢書·地輿志》所載西漢末年生齒數知，敦煌郡38335人，僅為河西其他3郡（武威、張掖、酒泉）各郡生齒的一半擺佈，為金城郡生齒的1/4強，較之邊疆各郡生齒相差更殊，是以漢代移平易近的慷慨向是自東向西，如反其向而行之，由生齒更少的敦煌向酒泉移平易近，殆無能夠，更無任何相干記錄。由此亦可反證：漢代最早的玉門關當在距今赤金綠洲不遠的石關峽。
以上是聯合文獻停止的揣度，此外我們還需求考核考古遺址方面的證據。
證據之一：玉門關是漢武帝元鼎六年之際隨同著修筑令居至酒泉間的長城而建立的，由此既然揣度石關峽為最後的玉門關，那么該峽一帶能否也響應地找到了漢長城遺址呢？該峽能否仍存漢代關址呢？這是不容回避的題目。而我們明天在石關峽以北不只仍可見到長城殘跡，並且還可以看到南北兩道長城遺址保存。距石關較近的一道長城遺址，東起黑河岸邊的今高臺縣天城村公理峽山嘴墩（漢燧），與沿黑河延長的張掖至古居延間的漢塞遺址相接,由此一向西延至石關峽東南25公里許的紅柳溝下流（斷山口河）今金塔縣南部瓜塘子沙窩，長約125公里，但此中間穿越酒泉綠洲北部的年夜段塞垣缺掉，系汗青上農田開墾之故。在此段塞垣以北約65公里處的今金塔縣生地灣農場北部，又有一道長城（酒泉北塞）穿過，該段長城向東銜接金塔縣西南約130公里黑河濱的漢肩水金關遺址，向西一向延綿至敦煌東南的小方盤城以西，為河西漢長城西段的主線。可見昔時的石關峽北部是筑有漢塞墻垣的。
又由此可以推知，玉門關西遷的年月當在漢武帝太始三、四年間（公元前102～前101年）或稍后，亦即李廣利二次伐年夜宛之際。據《史記·年夜宛傳記》，李廣利再伐年夜宛至太始四年告捷回師“軍進玉門者萬余人”。此處不再言軍進敦煌，猜測此時之玉門關已移于敦煌東南。由此來看，玉門關西遷的年月應在李廣利二次伐宛的太始三、四年之際。石關峽作為最早的玉門關存在了年夜約10年，即從元鼎六年（前111年）或其稍后開端，延至太始三、四年間（前102～前101年）。
玉門關雖自石關峽西移，但該峽作為絲綢之路年夜道的通衢要口，又有紅柳溝水可供行旅補給，其主要的路況、軍事位置并未下降，并有北部兩道長城屏障，故而此后這里又有玉石障之設。
證據之二：石關峽內及其西口今仍確有漢代城堡遺址保存。石關峽內的古堡名石峽堡，別名石關兒營。據明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李應魁《肅鎮華夷志》、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黃文煒《重建肅州新志》等記錄，石關兒營“在嘉峪關東南，離（酒泉）城七十五里……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兵備副使行菴陳其學筑一營，以備東南山口，有御寇矣”。該堡雖系明代所筑，但記錄其“舊有石關兒口墩一座”，明人筑堡是在原有原址的基本長進行的。經由過程實地考核，我之所見堡墻于紅柳溝南北兩側今猶斷續存留，用片石、夯土夾柴草筑成，為典範的漢代筑城方法，表白早在漢代這里就筑有城堡。此外，在石關峽西口今存雙井子堡（木蘭城），該堡雖為清代城堡，但本地考古任務者曾在其西北、西南兩處墻基下發明一米多厚的紅燒土聚積，此中雜有獸骨、夾砂陶片、粗瓷片等物。城墻夯土中也雜有紅燒土、漢代夾砂陶片等，這表白早在漢代這里即有城堡建筑，顯系軍防要地，清代的雙井子堡應是在漢代建筑的基本上重建的。
證據之三：石關峽東口北部向東，沿嘉峪關黑山山梁今仍保存一列持續的古烽燧，由西向東順次為缽和寺后墩、缽和寺西墩、居中墩、野麻灣后墩、馬路山墩、梧桐墩等，一向延至金塔縣境內，與金塔漢長城遺址相看。這些烽燧雖為明代烽燧，但從其構筑方法（夯土夾柴草，或土墼夾柴草）及其四周散落的漢代陶片等遺物來看，均系漢代始筑，明代烽燧是在漢烽原有的基本上補筑而成的。這一列烽燧對于石關峽口以及酒泉通石關峽的途徑可起到有用的屏障、防護感化。由此可見，石關峽確為漢代頗為主要的關隘。
此外，要確立石關峽即為最早設置的玉門關，還需求天然地輿方面的證據：石關峽把守由酒泉西行的必經要口，距酒泉恰為前人一天過程之處，且峽中又有水流可供行旅補給，作為絲綢之路的主要通道，其情勢顯然。若前人舍此峽選擇他途西行，要么翻越峽北峻峭的嘉峪關黑山，要么繞行黑山南面干燥無水長達百余公里的沙漠灘，從那時的路況前提來說都非常艱巨，殆不成行。因此石關峽就成為現代行旅無可選擇的必經之地，漢代設玉門關（后為玉石障）于這里，勢之必定。
綜上可見，漢代最早設置的玉門關應在今嘉峪關市石關峽，設關時光約在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或其稍后，是年由令居（今永登縣境內）“筑塞西至酒泉”；跟著漢長城持續由酒泉西延敦煌，約在西漢太始三、四年（公元前102～前101年）李廣利第二次伐年夜宛之際或其稍后，玉門關遂西遷至敦煌東南聚會場地一帶，石關峽舊址改置為玉石障。
敦煌東南的玉門關
對于敦煌東南玉門關的關址地點，歷來文獻記錄不盡分歧。1943年，于敦煌東南80公里許的小方盤城四周出土“玉門都尉”等漢簡，不少學者因之以為此城即漢玉門關。還有學者以為，小方盤城并非玉門關關址，而應為玉門都尉治所，關隘當在其西。1981年甘肅省博物館吳礽驤等，經由過程對敦煌境內漢長城烽燧的查詢拜訪和所出漢簡的考據，初步考定小方盤城西11公里的馬圈灣遺址為西漢玉門候官治所，玉門關為玉門候官所轄，其確實地位似在馬圈灣東北0.6公里處，但關城遺址未找到，或已損壞無存。
從小方盤城今朝考核的範圍來看，我認為作為主要舉措措施的玉門關，其實是太小了一點。該城近乎正方形，夯土版筑，南北26.4米，工具24.4米，城內面積僅約400平方米。作為對照，漢代敦煌懸泉置的面積（包含主體建筑、灰區、馬廄及其從屬建筑）共占地22500平方米，僅其塢院就達2500平方米，而小方盤城與之差距較年瑜伽場地夜。並且懸泉置在漢代尚且只算是一座“置”的範圍，天然不克不及與玉門關如許一座地位顯要、人流車流往來頻仍、名垂千古的雄關的範圍比擬。所以我一向迷惑，若小方盤城果為汗青上的玉門關的話，那么它的四周必定還應有其他建筑遺址。從1982年起，我先后在小方盤城一帶考核十余次，常常細心不雅城四周一帶的地勢及若干似條狀延長的土壟，總感到該城四周當有其他相干遺址。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來敦煌市博物館的研討者在小方盤城四周發明了若干墻垣、灰坑遺址及一批新的漢簡。考古挖掘顯示，小方盤城正東115米處，殘存南北走向的塢墻，長75米，塢墻北端又向家教東南延長18米，南端向西延長，總面積約12000余平方米。小方盤城北又有工具向的塢墻，長約40米，北、西兩面塢墻內均有年夜面積的漢代文明層，均遭嚴重損壞。重新的考古挖掘來看，我們可以或許顯明看出小方盤城四周是存在一個外城的，小方盤城被包抄在這個外城內。小方盤城塢墻外西北角還發明一小塢堡，正東250米擺佈又有一塢，在其南側300米又發明漢代衡宇遺址三座，小方盤城東北300米有幹線長城一道，可向南一向延至陽關。由此不雅之，小方盤城在這一帶軍事體系中位置較為主要，應為該體系中最高軍事主座居所——玉門都尉府，而玉門關址則在小方盤城西側150米處的長城線上。本地出土漢簡達百余枚，有收支關、關嗇夫和關佐的記載等，如“閏月戊寅進東門即時出”“龍勒柱車二兩吳充等二人仲春甲辰出東門”等字樣。值得留意的是，考古顯示小方盤城是沒有東門的，簡文所記的“東門”當為該城東塢墻北端之障門，可見塢墻內的空中即屬玉門關的地點。敦煌市博物館的此次發明頗為主要，依據相干發明，我粗略預算了小方盤城核心塢墻范圍以內及其他遺址的占地範圍，應不小于60000平方米，加以這一帶所出大批的漢簡（包含此前所出翰札），將玉門關考定在這里，仍是頗有事理的。
另需指出，約在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跟著由瓜州徑通伊吾的伊吾道（該道在唐代別名第五道，或莫賀延磧道）的守舊，玉門關遂東移至今瓜州雙塔堡四周。盡管這般，敦煌東南的玉門關仍在應用，并未放棄，史籍上名之為“故玉門關”。特殊是在唐代，于敦煌文書見，矟竿道（敦煌向北徑至伊州的途徑）鼓起，與伊吾道瓜代通行，矟竿道必經“故玉門關”而往。
瓜州縣雙塔堡四周的玉門關
東漢中期以迄唐代，玉門關關址又由敦煌東南遷至敦煌以東的瓜州晉昌縣境內。
《年夜慈恩寺三躲法師傳》記錄，唐玄奘西行求經，于唐太宗貞不雅三年（公元629年）九十月間抵達瓜州晉昌城（今鎖陽城），在本地訊問西行途徑，有人告訴，從此北行50余里有一瓠瓜廬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成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玄奘遂在瓜州找了一位胡人向導，于三更達到河濱，遠見玉門關。“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瓠瓜廬河即今流經河西走廊西部的疏勒河。此處標明瓜州晉昌城以北50余里的瓠瓜廬河上置有玉門關。《隋書·西突厥傳》《元和郡縣圖志》等亦記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縣界。筆者考得這一玉門關位于瓠瓜廬河（疏勒河）岸邊，關址設在漢長城昆侖塞上，為伊吾路的出發點，其地位恰在雙塔堡四周。這里正處于那時工具、南北路況的關鍵之地，東通酒泉，西抵敦煌，南連瓜州（鎖陽城），東南與伊州（今哈密）相鄰。且傍山帶河，情勢險峻。其周圍山頂、路口、河口要隘處今仍存古烽燧11座。
玉門關址由敦煌東南東遷至今瓜州縣雙塔堡四周的時期約在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考核關址東遷的緣由，顯然與那時伊吾路（即由瓜州經玉門關徑趨東南中轉伊吾的途徑）之守舊直接相干。《后漢書·明帝紀》載，永平十七年“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于蒲類海上，遂進車師”。經由過程考核判定，昆侖塞為漢敦煌郡境內長城的主要區段之一，屬宜禾都尉轄，其遺址恰是位于今雙塔堡以北一帶的塞墻。白山即今哈密市北境的天山東段，蒲類海即今哈密以北約140公里天山北麓的巴里坤湖，車師在今吉木薩爾縣境。《后漢書·耿秉傳》亦記此役：“十七年夏，詔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后漢書·竇固傳》則記錄，是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往符傳以屬固。固遂破白山，降車師”。此處“玉門”當指玉門關，可見此時的玉門關曾經在漢昆侖塞上，竇固等率軍所出昆侖塞，現實上是從玉門關出兵的，所走的道路便是由這一玉門關徑向東南直趨伊吾（哈密）、車師的伊吾路，也即唐之第五道。由此可知，早在東漢永平十七年，跟著伊吾路的守舊，雙塔堡一帶就設有玉門關。伊吾路將瓜州與伊州直接連通起來，與以往比擬，延長了驛程，玉門關天然亦隨之東徙瓜州。
五代宋初的玉門關
經由過程考核材料，石關峽這一最早的玉門關址，迨及五代宋初，又被從頭應用再設玉門關。
證據之一：敦煌遺書《西天路竟》（S.0383）：“靈州西行二旬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肅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門關。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那時由肅州西行一日可抵玉門關，此玉門關無疑為石關峽。由此玉門關西行至沙州界（即那時沙州回義兵政權所把持域界）另有百里，至瓜州（今鎖陽城）則需百里再加二日，約三天的旅程。瓜州位于肅州西約400里，則距上云玉門關約300里許，恰合三天過程。由瓜州至沙州又需西行三日，而沙州恰位于瓜州西300里。可見S.0383所記過程清楚正確，此時的玉門關即今石關峽。
證據之二：宋人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18肅州酒泉郡筆記，肅州“西至玉門關七十里”；同卷河湟甘肅瓜沙路筆記：“肅州又九十里渡玉門關”。肅州西至玉門關70里，渡玉門關90里（渡，當為度過會議室出租、穿過之意），可見玉門關長約20里，這恰與石關峽的長度10公里相符，此亦可證前考石關峽為最後所置玉門關無誤，均為一天的旅程，與S.0383所記合。由此證實宋初的玉門關確位于肅州城西一天過程之處。
證據之三：五代后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載，由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金河，即源出祁連山北麓，流經酒泉城西、城北的討賴河，下流名北年夜河，漢時謂之呼蠶水，唐、五代喚作金河。考之史籍，肅州四周從未設過天門關，所記天門關在肅州西百里，百里系取成數，其地位相當于上引史猜中的玉門關,“天門”當為“玉門”之誤，因字形附近或字體漫漶致誤。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63早就指出，此處的天門關即玉門關。至于所記肅州渡金河西二百里的玉門關，實則為那時玉門縣的地點，而非玉門關。兩唐書《地輿志》《元和郡縣圖志》卷家教40、《通典》卷172等皆云，玉門軍在肅州西二百里許，天寶十四年改軍置玉門縣。故知高居誨之玉門關實為玉門縣之訛。《年夜清一統志》卷212、清《玉門縣志》等史籍亦以為這里的玉門關蓋玉門縣之誤，依其地位來看，五代玉門縣的地點亦恰是位于今玉門市赤金綠洲的漢玉門縣故址赤金古城。
綜上考知，漢代最早的玉門關址石關峽，在五代宋初被從頭設關，玉門關從隋唐時的關址（今瓜州雙塔堡四周）再度東遷400里許，又前往到最早的關址石關峽。
五代宋初之際，玉門關為何又要東移呢？筆者曾考得這重要有兩方面緣由：一方面從那時河西一帶的政治軍事情勢來看，石關峽的地位恰位于東面的甘州回鶻政權與西面的瓜沙回義兵政權的自然分疆之地，正處在雙方的關隘之地，因此再度成為溝通工具路況的必經要口。另一方面還與那時瓜州縱貫伊州的伊吾路的曠廢，以及沙州社會持久穩固、沙州通往伊州之矟竿道的暢行有關。
五代宋初的玉門關存在了約130年，自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西夏占領全部河西走廊后，玉門關就從史籍上鳴金收兵了。玉門關自西漢元鼎六年或其稍后設置以來，隨同著中西路況的成長，歷時1140余年，關址最早設在今石關峽，西漢太始三、四年間李廣利二次伐宛之際西遷敦煌東南，東漢中期又東徙今瓜州縣雙塔堡四周，五代宋初進一個步驟東徙，從頭回到石關峽。玉門關在絲綢之路成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在講座開頭，我還要彌補一點，明代所建之嘉峪關，雖無玉門關之名，但與石關峽地區附近（位于石關峽東口南僅6.5公里），且崗巒相接，現實上可視為二者一脈相連。前引《肅鎮華夷志》云，這一帶“地勢險峻，東北北三面拔出虜穴，止東一面通于甘州”；“嘉峪關，設在臨邊極沖中地”。因此自漢迄明，從最早的玉門關、東漢以來的玉石障、五代宋初的玉門關，直到明代嘉峪關，前人千載之下一向在這一帶設置關隘，作為軍防及路況要隘，由此不雅之，明代嘉峪關可稱之為玉門關的汗青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