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顏之樂是宋明以來歷代儒者津津有味的話題，具有罕有的持續性特征。舊日周敦頤教程顥“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二程集》），“尋孔顏樂處”由此成為有志于成圣成賢者尋求的精力境界。這種境界非生而有之，而是靠后天的修身功夫完成。現實上，從《論語》的文本及其所反應的汗青實際來看，孔顏之樂與勤學樂教的精力有關：孔子平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學有所得，心中欣喜，講授相長，故可樂也。
“尋孔顏樂處”與修身功夫
孔顏畢竟所樂何事，周子只說顏子不改其樂是由于“見其年夜而忘其小焉爾”（《黃歷·顏子第二十三》），不曾細言；程子亦引而不發，只提醒“不改其樂”的“其”字是懂得顏子之樂的要害，讓學者自行玩味其深意（《論語集注》卷三）。周程皆未直接答覆，這為后人解讀“尋孔顏樂處”留下了豐盛的詮釋空間。
沿著周程開啟的標的目的，朱熹為孔顏之樂注進了功夫論的新內在：“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后自有樂處，與貧貧賤賤了不相干，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天然有此效驗。”（《朱子全書》第23冊）所謂功夫，是一種反求諸己之學，它以本身為修習對象，經由過程進階性的實行，由陌生到精熟，以期到達成為圣賢的終極目的。孔顏之樂便是功夫熟練之后的境界，“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朱子全書》第22冊）。樂是循天理所至的成果，由此構成了天理的本體、持敬的功夫以及樂的境界的閉環構造。
朱子對明代後期理學的影響是統治性的，在“孔顏之樂”的話題上也不破例。明儒曹端繼續了朱子持敬的功夫論，主意“敬中求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此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自然自有之仁；而樂在此中者，自然自1對1教學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明儒學案》卷四十四）值得留意的是，曹端說明了周、程、朱三人之所以不正面分析孔顏之樂，是由於樂并非關于特定對象的客不雅物，仁中自有樂，樂是反身而誠的一種功夫效驗。
至明中后期，程朱理學日漸僵化，“敬中求樂”的功夫論主意不再具有感化力。好比在陽明后學王艮看來，持敬的功夫顯得毫無需要。由於依據王陽明“樂是心之本體”的講法，“人心本自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樂學歌》）。“圣人之學勤學，不費些子力量，有無邊快活。若費些子力量，便不是圣人之學，便不樂”（《明儒學案》）。朱熹幾回再三誇大的功夫生熟與樂的聯繫關係，就如許被王艮等閒抹往。
綜上所述，宋明諸儒“尋孔顏樂處”重要繚繞修身功夫睜開，但跟著時光的推移和樂感經歷的遞嬗，態度上逐步從確定功夫轉向否認功夫。這些確定和否認層累疊加于孔顏之樂之上，以致于孔顏之樂的源初意蘊也變得晦暗不明。從源流的角度講，《論語》關于孔顏之樂的記敘為源，宋明諸儒的詮釋為流，即使是否決功夫論的王艮，也不否決孔顏之樂有學的一面。是以，題目的要害不在于若何詮釋孔顏之樂，而在于前往《論語》的根源往尋孔顏樂處的勤學面孔。
從孔顏之學中尋孔顏真樂
孔子之樂出自《論語·述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此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顏子之樂出自《論語·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勝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此二章可謂后世論孔顏之樂的文本根據。
起首，無論貧富，眾人多為物資生涯所憂。疏食飲水、簞食瓢飲表現出的恰好是一種有關乎富貴、超出物資生涯的無憂境界，無憂者自得其樂。汗青地看，梵學從眾生皆苦動身，誇大以苦為樂，追求降生之擺脫，安身于個別層面直指人心。宋明理學在個別層面應對梵學的挑釁，以樂化苦，不是自動反擊的成果，而是梵學的實際性質使然。這是孔顏之樂在宋以后趨勢于小我體悟的汗青情由，但并非孔顏之樂的源初經歷的本意使然。
其次，從源初經歷來看，孔子以“賢哉回也”開首，又以“賢哉回也”開頭，將顏子之樂夾在中心，暗示顏子之樂不只是自家事體，而是值得推重、稱贊和效仿的。孔後輩子三千，人稱賢者不勝枚舉——子張、子夏尤其是子貢，然孔子獨稱顏子為賢，為何？由於顏回之賢，不在樂貧，而在貧而樂，回根結底在于勤學。懂得顏子之樂，須從“顏回勤學”章進手，彰顯肄業的樂趣。
最后，何謂勤學？學何趣之有？就顏回小我而言，不遷怒，不二過，不遷怒并非不怒，怒于甲者，不移于乙；不二過并非不出錯，警戒屢教不改罷了。為己之學，反求諸己，人不知而不慍，是謂勤學。就正人自己而言，“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勤學也已”（《論語·學而》）。此中，“就有道而正焉”為五條里最要緊處。劉寶楠訓“正”為“問其長短”。換言之，評價一小我能否勤學，要害在于看他可否向有道者對的地提問。對的的提問，一要貼題，二要切己。在《論語》中，顏回一共向孔子提過兩次問，一次問仁，一次問為邦。這兩章看似與孔顏之樂關系不年夜，實則提醒出顏回之學，實在質在于學仁和學禮樂。仁和禮樂，才是孔顏之樂的源初意蘊之地點。
孔顏授受與孔顏之樂
錢穆曾指出，從簞食瓢飲、曲肱陋巷、曾點之志處尋覓，恐終不得孔顏真樂安在，“顏淵問仁”章的孔顏授受才是孔顏之樂的真正切要（《論語新解》）。此論目光獨到，我們甚至可以在錢論基本上再彌補一點：綜合“顏淵問仁”“顏淵問為邦”二章才是完全懂得孔顏之樂的真正切要。
《論語》言“仁”者58章，“仁”字凡105見。孔子論仁，多因材施教，會依據發問者的性格、志向、水平到處指導。“顏淵問仁”章是孔子少有的關于仁的正面答覆。顏淵以勤學著稱，舉一反三，發問能切中關鍵。答辯愈多，夫子的答覆則愈顯精微；答覆精微，則仁道的傳得者愈眾。顏淵問仁，在獲得夫子“低廉甜頭復禮”的答覆后，又立即“請問其目”，然后才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四勿之教，可謂先生善學，教員善教，由今生收回孔顏授受、師生相印的樂趣，所謂“得全國英才而教導之”之樂（《孟子·盡心上》），莫過這般。
從主題上看，該章論述的仁禮關系既是要害處，也是爭議處。關于“低廉甜頭”為本仍是“復禮”為本，歷來爭訟紛紛。此態度的選擇還牽扯對下一句“一日低廉甜頭復禮，全國回仁矣”的說明。不外對于懂得仁禮與樂的關系而言，這些爭議反卻是主要的。由於，無論是“以仁釋禮”抑或“以禮成仁”，無不是針對年齡以降禮崩樂壞的近況而發。教學場地禮崩樂壞的快活，表示為視非禮之舞，聽非禮之聲，言非禮之時，動非禮之輅，要么源于放蕩欲看，要么來自損壞規定，唯有在如許的實際處境中，方顯疏食飲水、簞食瓢飲的快活有多么不足為奇。
假如說“顏淵問仁”章表現了孔顏授受的內圣之學，那么“顏淵問為邦”章則對應孔顏授受的外王之學。顏淵以治國理1對1教學政問之，孔子以禮樂答之。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虞夏殷周之禮也；鄭聲，俗樂也。禮有文質之分，樂有淫正之別，當因襲損益，以通古今之變。損益、通變須有一標準，仁即為禮樂的標準。當一小我以仁心行時、乘輅、服冕、樂舞，不違仁、不越禮，從心所欲不逾矩，不亦樂乎？
由此可見，樂作為《論語》的主要內在的事務，除了表現喜怒哀樂（lè）的內涵感情外，還包含制禮作樂（yuè）的內在規范，不成離開禮樂的語境空口說喜樂。整部《論語》，可以看作由禮樂及仁的經過歷程，而仁的外發狀況即表示為樂（lè）。《樂記》曰：“樂（yuè）者，樂（lè）也。”面臨禮崩樂壞、眾生皆苦的生涯實際，孔顏師徒沒有選擇在實際的困窘眼前放蕩欲看，也不像佛老之徒在倫常日用之外尋求此外樂處，而是力行仁道以充分禮樂，在憂患中完成人生樂境。從這個角度看，孔顏之樂確切與孔顏授受的勤學樂教有內涵聯絡接觸，並且真正將“名教中自有樂地”落到了實處。
（作者：王江濤，系華東政法年夜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傳授）
